小农的全球化

    关于中国，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高估其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又倾向于低估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活力。事实上，如《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开拓一直呈波浪形发展的势头，甚至在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仍在自然增长中。

    长期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应该足以抵消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中国商人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也应该能为制造业提供足够的资本，令其获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 

    清初的禁海和荷兰人抢占东南亚贸易中心导致的贸易格局调整令中国的外贸出现了短暂的萎缩，但随着1683年台湾的回归中国海外贸易又出现空前的繁荣。台湾的回归一方面令海禁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导致郑氏集团于明末形成的对海外贸易的垄断被打破，这令许多新的海商得以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此时，由于英国人的加入，自大西洋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洋贸易圈也日臻成熟，中国的出口品适逢一个成倍放大的美丽新世界，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1757年，广州对外贸易的总量已是世纪初的5倍。

    此时的中国，不仅延续了“中国制造”的魅力，还一度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国。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苏和浙江不再满足于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出口棉花至广东，转而致力于加工出口自己的棉布。江苏松江府出产的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作“南京布”的棉布行销一时，消耗了江南大部分此前盈余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广东棉花的短缺。从孟买和苏拉特进口的原棉解决了广东的燃眉之急，虽然质量略次于江南地区，但可以满足广东手工纺织和生产低支数棉纱的需求。此外，印度棉花还享有价格优势，与江南原棉相比，印度棉花每担便宜一两白银。一直到1823年，原棉是印度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价值大于鸦片——1785年至1833年间，每年平均约2700万公斤的棉从印度输入广东。

    与先入为主的历史印象相反，19世纪初期大批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抵达，没有导致中国商人的突然崩溃。相反，中华文明圈所体现出的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令中国商人继续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即使在那些中国人迟于西方人到达的新兴港口，中国商人的处境也比英国和美国商人要好，经常能够较迅速地、价格较好地卖出他们的商品：在1833年至1834年的新加坡，中国贸易的总值既大于英国，也大于英属印度。

    事实充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长期参与世界市场，生产和出口以中国劳力和中国技术制造的商品。遗憾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经久优势和世界市场的持续需求未能启动一系列专业化的发展和工业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始终“在自己家里”（流通领域），而未能登堂入室进入“别人家里”（生产领域）。

    在伊懋可看来，“与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段相比，此时（鸦片战争前3个世纪）的工业技术进步都显得较小”。人口过剩是一个现成的解释，主流学界倾向于认为，直到12世纪还存在新农具的发明潮流，“这些设备的特色是节省劳工”，而到了12世纪末，发明的趋势已走到尽头。

    最新的资料则表明，直到中华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设备仍在继续被发明着，但主要是适应小农副业生产模式。问题出现在社会组织领域，而非技术领域。

    在回眸英国工业革命时，霍布斯鲍姆发现所有基本的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扩展生产。中国技术改变和选择的轨道是不同的，生产量的增加是基于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产和使用加速增加总产量的技术而扩展。

    在人口过剩导致劳力节约型技术付之阙如这一传统解释之外，小自耕农在有清一代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维度。

    大量的小农家庭的参与使得农业中国能够生产数量惊人的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以糖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通过操纵效率不太高但数目众多的压蔗机，和动员越来越多的小农户参与到种植与生产中来，中国很好地满足了全球蔗糖市场的巨大需求。

    但建立在松散小自耕农基础上的商品化的瓶颈也是明显的，当此一农业生产体系趋向稳固时，只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革新留存下来，而那些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的革新被搁置一旁。面对国外大规模集中种植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竞争，小规模的种植和副业式生产越来越力不从心。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国海关在分析19世纪80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需求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茶叶“来自零星的种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数百万独立农民生产，并被带到被数千个在不同地区经营的独立代理商搅得杂乱无章的市场上”。

    这一局面还因小自耕农抗风险能力的低下而更加恶化——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事实上，水稻和某些农作物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种茶地区仍一直被栽培，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如清帝国海关总结的那样，“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

    有清一代对豪强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农的扶持使得生产单位的增加臻于顶峰，“我大清”也因此迎来了康乾盛世，国内生产总值长期雄踞全球榜首。然而，由此导致生产的碎片化和简单扩大化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由成千上万小自耕农拼装在一起的“中国制造”的大型牛车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从茶叶到蔗糖到生丝，中国的商品不断失去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甚至从世界市场的出口者变为进口者。

    在19世纪的中国，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人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