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企业家”精神

    看到张欣的一段话，不得不联想到了柳传志，他们都是最好的企业家，年纪不一样，性别不一样，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今年6月柳传志说了一段话：“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本来是一个企业家的小聚会，这番话被人拿出来说道后，演绎成了一个大事件。
    我不多说柳传志，说说张欣。在刚刚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作为企业家的张欣，呼吁市场改革。她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给出明确的政策方向，进一步推进私有化，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这样企业家才能安心投资，放缓的中国经济才可能反弹。
    都说的是政商环境，柳传志和张欣有什么不同？我看本质没什么不同。但是，一个内敛的表态和一个积极的呼吁，还是可以给人传达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如何“在商言商”？一个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将会激发出企业家的“动物精神”，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不一样的未来。对于这一点，企业家们的看法大体一样。SOHO中国拥有超过150亿人民币的现金，但张欣和很多企业家一样，不愿或不敢轻易地对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作出重大决定。企业家精神何在？
    对于企业家精神有很多解读，前两位的理解，第一是创新精神，第二是冒险天性。
    创新精神，来自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没有创新，就没有生产率的真正提高，也就没有GDP的真正增长；冒险天性，来自奈特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联系，不承担风险，也没有企业家。
    政府要做的是什么？自然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的精神，包括在现有环境下敢于投资实体经济的冒险精神。政府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建设并维护好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消除不必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让企业家放心大胆地“在商言商”。
    至少目前看来，政策取向基本符合张欣的要求。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政策目标，第一个就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第二个就是“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在商言商，反而能让很多大家说不清辩不明的事情迎刃而解。今年1月初，我在《地平线》专栏写过一篇《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探讨的就是有意义的改革应该从市场化改革开始，从建立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开始，因为这里的阻力最小。
    当时的想法是，“所有成功的改革，无非是在各种利益群体中寻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能够获得最大的合力，面对最小的阻力”，“一个能够四两拨千斤的起点，比一个远大的终极目标更重要”。“这个改革的起点在哪里？什么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有一个答案，非常简单，简单到难以让你信服，那就是一场远远没有完成的市场化”。
    还有什么没市场化的东西，我觉得最要紧的有三个：第一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要求，不是做大做强或者私有化了之，而是让它们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打破垄断和优待，和民营企业平等竞争；第二是纠正各种扭曲的价格体系，让市场经济变得纯粹，具体包括利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第三个是政府改革，政府能不管的就不管，需要管的也少管，可必须管的还得管。
    现在想，这三点有没有主次关系？其实有。最要害的还是纠正扭曲的价格，因为一旦让价格机制自己起作用，政府可以“拿住”市场和企业的抓手就没有了，而一旦价格恢复真正的市场水平，国企可以得到的最大政策优惠也会自然消失。在所有需要纠正的价格中，最要紧的还是利率的市场化，因为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更基础的市场价格了，货币的价格，是一切价格的基础和出发点。
    现在我们看到，2013年刚过去不到三个季度，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了。还有比这更重要、更完美的改革起点吗？
    周小川行长刚刚说了，“人民银行做好了技术上和条件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可以尽快实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按照原定设想的计划在推行，个人觉得是乐观的。”我看到财新传媒的胡舒立女士在这条新闻之后跟了一句评论，“存款利率市场化，惠及每一个人，期盼。”
    我能理解胡舒立的意思，她说的是利率市场化惠及大多数人，惠及整体的福利。但是，所有的政策都一样，都会带来得益者和失意者，而利率市场化，正是打破既得利益者格局的关键。
    张欣女士觉得国企接受了太多的“最优惠”待遇，甚至认为私有化是个解决办法。我倒觉得还不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希望国企做大做强，有人希望私有化了之，但不管怎么做，前提都应该是让所有企业走到一条起跑线上再说。
    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市场说了算。激发企业家的精神，自己去折腾吧！胜者为王，优胜劣汰。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