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功过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1-05 00:54:00

摘要：日本1945年战败之后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出发，花了23年时间到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就超越了当时的西德而跃居世界第二，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日本奇迹”。

俞天任

日本1945年战败之后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出发，花了23年时间到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就超越了当时的西德而跃居世界第二，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日本奇迹”。这些年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时间不景气以及中国经济实现了更高速的增长，“日本奇迹”这个词在历史教科书上很少能看得到了，所谓“日本奇迹”正在为人所忽略、所忘记。

目前，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把日本的GDP冻结了起来，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所常见的那种街头巷尾挤满了失业者，到处是游行示威抗议的人群，社会治安极度恶化，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大幅度增加的景象，特别是头一回到日本的欧美人经常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日本经济真的是那么不景气吗？”

日本经济当然真的是不景气，而且是很不景气。GDP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增长了，国民可支配收入在逐年下降，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甚至连进出口贸易都出现了赤字。在这二十几年里唯一上升的就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但是日本也确实没有出现什么可以称得上“社会动荡”的不安，日本的失业率在最坏的时候也不到5%，这个数字甚至比不少国家在经济高涨期间还要好。

这种称作为“奇迹”的社会安定的由来其实还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正是那个“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日本社会高度安定的基石。

几乎没人支持的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池田勇人内阁在1960年12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用来取代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这个新计划比旧计划试图更加积极、更加大胆地发展经济，以至于当时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计划。

池田勇人就任才3个月就果断地解散任期还剩下一年半的众议院实行大选，结果那次大选的结果是自民党得到了众议院467个席位中的296个席位，单独占据63.4%的多数，一直到现在这个纪录都没有被打破过。

池田勇人之所以需要一个民意认证来推动他的经济计划，是因为他的这个经济计划被所有人看做是异想天开。

战败之后的日本用美国提供的粮食和战前储存的原材料，采用“倾斜经济”的手法，从战败的一片创痍中开始恢复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能力。恢复了的生产能力正好遇上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景气”，以至于日本在1953年就已经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接下来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经济是不可能永远高速度增长下去的，就连雄心勃勃的岸信介内阁所制定的新经济发展计划也就是年增长率6.5%。

但池田勇人的智囊下村治却认为如果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出来的需求，依靠日本人的努力，能够做到每年的GNP上升1万亿日元以上，也就是说成长率能够达到11%。

围棋战略思维

池田勇人支持和采纳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的这种理论，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快发展来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缩小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出台减税和降息等措施，并开放了外贸，同时支援日本企业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得日本企业加大了投资力度，使得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在家电产业推动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三大件”的问世，这些新产品又加速了国民的需要。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正好确保了工业的需求，日本经济随之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961到1964年期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11.7%、7.5%、10.4%和9.5%。

最初这个计划是准备在10年内把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3.6万亿日元增加到26万亿日元，中期目标是从1960年开始维持11%的经济增长率，三年后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6万亿日元。实际上日本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国民生产总值六年就完成了倍增，而人均收入的倍增也在七年后的1967年实现了倍增。

然而更加重要的并不是经济规模和个人收入的这些数字，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划”还有在数字上反映不出来的意义。因为这个计划贯穿了一个这样的基本认识，那就是：“发达地区和产业已经达到了发展的饱和限度，只有不发达地区和产业才有增长的可能，如果要增长速度，首先是向不发达地区和落后产业去要。”就像下围棋一样，先向空余的地方落子。

这样一来，这个计划就成为了一个要把日本国家产业的中心从固有的轻工业转移到重化学工业上来的大计划。当时对于这个计划的争议之一就是从贸易比较优势来说，发展驾轻就熟的轻工业在出口换汇方面有更大的把握，而从事还不知深浅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电子工业则充满了风险，但是光靠搞轻工业是无法把蛋糕做得更大的，要做大蛋糕就必须搞重工业。

民族性的新基因

日本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均衡的国家，行业间的技术水平或者收入水平的差距都不大，在收入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城乡差别也不是很大，这就是日本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并不稀罕，不少欧美国家也能做到这一点，但那是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做到的，而日本依靠这个“收入倍增计划”短期内促进了社会的公平。

因为这个“倍增计划”并不是那种层层过关，所有地方都来个“翻倍”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加强重化学工业在国际上竞争能力的同时，把推行农业现代化和提高中小企业生产性的问题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其结果就是挖掘出了大量的内需，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更为可贵的是实现了“社会零失业”，而且使“只要干活，就能过上像样的生活”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一种信仰。

20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的劳资矛盾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尖锐。“收入倍增计划”把工会对于如何维护成员权益的思维方法从单纯地和企业主斗争转变到了如何支持企业主的经营活动，从而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够增加，最终使得员工能够分配得更多一些，所谓“一亿总中流(或称一亿总中产)”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一旦就职之后就很少跳槽。其实这种职业安定性也不是什么先天而来的民族性，而是这种由“收入倍增计划”所带来的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逐渐趋于更加平衡，使得随便更换工作的损失更大，而职业的安定性又使得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这样就更加增强了日本产品在品质上的竞争力。

但有趣的是，池田勇人本人在日本却不太经常被提起，甚至经常有人把日本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归罪于这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政府对于企业活动的过度限制造成了企业间缺乏竞争，只讲究年功序列的过度平均带来的企业员工缺少竞争精神等等。其实这些指责的一部分确实是事实之外，更多的原因是池田勇人把前任岸信介所预定的修改宪法计划抛到了一边，专心致志地搞经济了，反感池田勇人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保守的自民党政治家。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