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相对匮乏的市场资源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苏小和

    对于一个长达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大国而言，利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演进，有着相当贴近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向来尊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绝对竞争优势，正是每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构成了全球性经济自由交换的内在张力。但另外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的竞争优势没有置身于全球经济自由交换体系之中，而是以一种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偏居一隅，这种的竞争优势就被埋没了。这正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社会必须改革、必须开放的经济学理由。
    民国初期的经济态势，总体上依然是以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前工业时代，至少可以肯定地认为，一直到晚清，中国的传统经济都是开放不足、保守有余。在传统的价值资源和新的市场格局之间，左右徘徊。
    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一致的正相关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按照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关系，儒家伦理除了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社会秩序之外，无疑也给市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道德自律的秩序。事实上，儒家传统价值观对产权的尊重、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制约，的确有着丰富的价值观资源。当这种价值观成为政府的主流，人们看到，诸如晚清政府对盐业的垄断，有些时候采取了灵活而且有效的市场性方法。比如适当放松监管和市场化的盐商联盟；比如朝廷会适时推出更多的休养生息措施，减税，或者由政府主导兴修水利设施等等。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
    这可能是儒家伦理支撑之下的市场秩序最理想的图景。明清两代，耕田的私有化秩序一直比较健全，这种秩序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民国，相应的地租也随之契约化，整个国家的土地市场是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的力量在这里成为主要动因，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朝廷的官僚并不支持这样的市场秩序，但一直没有成为这种秩序的拦阻力量。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儒家伦理支持下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水平。只是当这样的经济形态面临着工业革命的新技术秩序，才显得力有不逮。
    或许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和大一统的朝廷式政府管理方式，配合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对市场和资本的推动已经抵达顶点。亚当斯密的“最高限额”，韦伯对中国制度性的批评和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评，其意义就在这里。这在市场的逻辑维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人们不难发现，晚清垮塌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实现有效的市场容量的积累和有效的资本积累，也没有有效的企业家精神积累，更没有形成一种自发的技术革新，相反，对外来技术的引进与运用，都被人为控制在抵御外来技术的层面，而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基本无涉。
    这成为当时的经济展开之前最主要的图景。是的，中国市场的对外贸易在加强，以集市为基础的区域性贸易也在加强，民间信贷市场一直顽强生长，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在国内有加快的趋势，在国际上也是大面积扩展。但由于企业家阶层的建设受到了官僚集团的大面积压制，整个市场缺乏推动力，无法将经济纳入到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的市场化轨道。
    或者干脆说,正是由于市场的场域不够开阔，自由竞争的程度不够深入，民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立足于一个非常浅层次的市场基础。大量的农产品没有商品化，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而且其辐射范围仅仅限制在方圆10公里之内的消费需求。国家的对外贸易形势，基本限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远远没有形成对整个内需市场的拉动能力。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小集市，仅仅对当地的简单消费品有一个更加简单的交换作用，并没有将生产和大面积的销售卷入到市场中，因此这样的集市现象无法形成一种更大范围的整合，人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贸易的展开却一直是区域性质。
    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基本上还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文化时代，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及更加激进的中华民国，以一种新国体的形象，已经站在所有中国人的门口。
    学者西蒙·库兹内茨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史现象：市场经济既不是市场大量增加的结果，也不在于其整体化的程度，而是将工业新技术引入到了一个极其商品化的社会里，“将科学技术普遍地应用于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所有问题之中。”沿着西蒙的思考路径阅读中华民国之前的中国市场经济趋势，有几个命题就会浮出水面。第一，可能是新技术的缺失拖后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第二，可能是政府的管理方式拖后了技术的自发创新与外部引进。这是一个发展的悖论，一方面，农耕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发展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变量，另一方面，技术的停滞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陈旧，又与自由交换的商业经济秩序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学者米歇尔·莫瑞诺将这种经济史的局面定义为“发展的模棱两可状态”。这个定义后来成为经济史学界分析诸多后发国家市场经济态势的关键词。
    事实可能正是这样。由于中国社会在长达几百年的农耕经济秩序下几乎没有发生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技术革命，因此，由农耕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经济堆积起来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只是一种简单的生产量的扩展。它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和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前奏，但并不是经济腾飞和工业革命本身。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介入，如果政府的制度设计不支持新技术的开放与流动，那么这种立足于传统经济的繁荣模式，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结果，比如中等收入的陷阱，已经由此导致的整体经济的衰落以及崩盘。
    而一部即将展开的民国经济史，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缓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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