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的三重挑战和一场赛局

资深媒体人 苏琦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风波又生波澜。每到此时，“一意逞强”派与“大局为重”派的口水战也会如期上演。而在“大局”派的说辞中，中日应效仿德法“相逢一笑泯宿仇”的譬喻更是屡见不鲜的经典桥段。
    建言中日效仿德法，其言下之意大体有两端，一方面是中日之间“风物正宜放眼量”，不要纠结于当下；另一方面，为保证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比附中，也暗含有谴责日本拒绝正式道歉的意涵，毕竟德法之所以能够尽释前嫌，是因为德国真心诚意地道歉及悔过。
    先来看第一点。在双方各说各话谈不拢，又不欲兵戎相见的当下，搁置争议，留待未来解决，是个双方勉强都可以接受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来怎么办，船到桥头会自然直吗，还是说要等到中国强大到可以更多以自己的意志来主导钓鱼台问题的解决？中方一些人士这一“时间在中国这一边”的自信，会不会更加剧日本朝野的焦虑感呢？
    再来看意涵的第二端，也即是不是只要日本诚心正意地道歉，中日之间就可以一了百了，化解各种纠纷了呢？德法间历史恩怨的消泯除了得益于双方主观认知的“进化”，又有哪些制度体系的保障呢？各方冀望甚高的经济一体化真的是“万灵药”吗，其药性的发挥需要怎样的政治框架，这方面德法经验有着什么样的启迪呢？
    对于这些问题，显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日之间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的根源及演化有着与德法不同的历史框架，其发展前景自然也无法简单类比。
    要言之，德法之冲突主要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即民族国家体系下演进，而其化解则主要在不断去民族国家化，也即在先是欧共体后为欧盟的超民族国家体系构建的努力中进行。德法之泯灭恩仇，跟欧洲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只有在后民族国家体系话语中，关于国界争端才失去了原有的象征。
    更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一新体系的构建中，德法拥有当仁不让的主导性。而中日冲突之流变则远为复杂，肇始于朝贡体系，激化于外部“强加”的民族国家体系时代，且迄今仍在消化冷战遗产，而一个凸显亚洲自主性的区域体系的构建，不论是民族国家性的，还是后民族国家性的，则至今仍付之阙如。
    明朝时期的中日之争可以看做是亚洲朝贡体系主导权之争，以日本铩羽而归而告一段落。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满足于在中华体系之外依靠琉球的“两边事大”以及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来维系一个小朝贡体系。
    随着欧风东渐，这一双重朝贡体系无可避免地分别走向了终结，而又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瓦解清韩藩属关系，进而打败中国，从而给予中华朝贡体系以最后的一击。
    成功“脱亚入欧”的日本并未谋求移植欧美国际体系到亚洲，即在后朝贡体系的亚洲构建民族国家体系，反欲以新式亚洲殖民主义体系来取代白人殖民体系，且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终究导致与欧美老牌殖民主义强国的直接冲突而两相俱焚。
    当战后的欧洲致力于去民族国家体系努力的时候，亚洲则走上了构建民族国家体系的坎坷之路，至今尚在消化雅尔塔体系和冷战的遗产未竟全功：朝韩尚未统一，而日本则仍未享有“正常国家”之地位。而历经以中美苏与中美日两个大三角关系为主轴的亚洲体系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美国的手中，这一点最近又因美国高调“重返亚洲”而更加凸显。可资佐证的是，对于中日而言，迄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与美国的关系，而中日间的双边关系则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点与德法将其双边关系置于同美国的关系之上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对亚洲的主导性还体现在其长期以来一直是后者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一事实上，这与欧洲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跨大西洋贸易相比，欧洲国家间的贸易一直不遑多让。近年来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东盟10 3设想的出台即为例证。但细究贸易构成不难发现，就目前而言，亚洲区域内的贸易更多体现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贸易，其最终目的地区依然是美欧。换言之，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没有成为区域内最终消费国，前者一直不愿过多开放国内市场，又因身陷老龄化和城市化告一段落而陷入需求不足，后者则因出口导向战略和收入分配问题而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
    眼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又因三国间的岛屿纠纷而陷入新一轮停滞，再次凸显仅凭经济难以有效消弭彼此间的嫌隙与冲突。而美国近来大力推行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究竟会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东盟10 3进程，也即亚洲自主的经济一体化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一种不容忽视的可能前景是美国会借此占据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亚太新多边贸易体系主导权。
    综上所述，与德法面临的如何在超主权国家组织即欧盟的构建中去民族国家化的单一挑战不同，中日间历史与现实纠葛的化解则同时面临三重挑战：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摆脱雅尔塔体系和冷战遗产，走向后民族国家体系。
    面临这三重挑战的中日关系又因一场“隐性赛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努力——而更加跌宕起伏。在中日的现代化赛局中，中国长期以来屡占下风。再考虑到自清末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屡屡被日本打破，因此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对日姿态无形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现代化“成就”的试金石：如果时至今日我们还要在钓鱼岛问题上“过于软弱”，则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何在？受此“心理捆绑”的影响，不少人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尚有一些“以大事小”的可能，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则期期不可。而根据日本朝野一部分人士的惯性思维，中国蒸蒸日上的现代化进程，将令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更加遥遥无期。此种焦虑感之下，更不愿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议题上“示弱”。
    三重挑战，一场赛局，注定中日间历史和领土问题的解决，无法简单照抄任何现成的模式，需要双方官学两界人士更有想象力、更有建设性的筹谋。如果不能尽快走出互别苗头、自我实现威胁预期的怪圈，尽快开启构建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努力，则亚洲永远难成和平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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