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教诲

程凯

这个月29日就将101岁的罗纳德·科斯，最近通过“跨洋视频”，对中国人讲了一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话，希望中国可以出现一个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

比较亚当·斯密、凯恩斯或者弗里德曼，科斯老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其实有着更高的声望，因为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几个经济学的新领域，如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还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传奇，竟然以大学时的研究论文，最后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正是英雄出少年。

也许是因为国内学界在前一二十年对于产权保护和制度变迁的呼声比较强烈，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了中国经济领域的“显学”，科斯先生自然也在国内获得了无比崇高的荣誉，甚至有人将他的贡献和牛顿相媲美。

一般盛名之下，其实都难副，但是除了和牛顿比高这点之外，科斯老先生还是对得住国人的敬仰的。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活到百岁的年纪，心里还牵挂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寥寥几句就抓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要害所在，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想要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症结所在，怎能不叫人感激和佩服呢？

科斯先生的讲话，前后就两个意思，第一是总结，过去30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是一种“边缘性变革”，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正是这个边缘力量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力量。”

科斯一一列举的这些边缘力量的发生和成长，都不是制度制定者的设计产物，相反，都是自生自发的，在原有制度约束之内冒险突破的，零零碎碎的制度创新，有的人第一个吃螃蟹，有的人则搭上了制度创新的便车。

但是，科斯要说的关键还不仅仅是这个自生自发的民间制度创新的力量，所有的制度创新得以被承认和合法化固定下来，都需要政府这个最大的制度制定者的参与，科斯认为，中国政府在前30年最大的成功之处，恰恰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了制度的创新，并且承认了创新的制度。

为什么会“实用主义”，因为领导人的目标清晰，就是追求国家民族富强。学习苏联制度失败了，也就“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试验之路。这样的心态，再加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以上就是科斯讲话的第一要点，而科斯讲话的第二要点，则完全由第一点引申而来，正因为前30年是由于思想上的自由，不保守，敢尝试，才有了制度的变化，有了30年高速增长，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内、国际商品市场，那么，要保证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增长，这个核心内容就不能变：思想自由——不僵化，不教条，实用主义，允许各个层面上的制度创新。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由科斯的讲话引申开去，现在中国经济正遇到怎样的新问题，需要什么样打破藩篱的创新呢？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在入世10周年之后，在欧美经济可能陷入“失去十年”的时候，聆听科斯的教诲显得格外的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有个核心精神是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2月15日的讲话，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要更加注重扩大最终需求，着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多策并举鼓励创业就业，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无论提高低收入者还是中等收入者的收入，都得落到就业上，就业的增长点，才是收入提高的增长点。

其实，对此李克强也有阐述和强调。他说，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在副总理眼里，“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其实说简单了，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了城，需要住房，拉动房地产投资，需要出行，拉动交通投资，而这些进城农民，还要吃饭、生活和娱乐，拉动的又是消费。

还是那个问题，农民进城不管衣食还是住行，首先需要一份工作。最可能是中小企业的工作，更多可能是服务业的工作性质。无论中小企业还是服务业，它们都是野蛮生长的，就像路边的野花野草，你不知道哪一株能长成气候，也不知道它们能搞出什么制度创新来。政府需要做什么？如果没有充足的阳光雨露，也请让它们自由生长。另外，请让进城的农民工不再担心户籍等身份问题，请让他们不再为看病和孩子上学揪心。

科斯说，“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希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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