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凸显用工制度之痛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徐芸茜 见习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从企业老板到专家学者，从人大代表到政府高层，今年全国两会上，用工荒毫无争议地成为了热议话题。
    年年都说“用工荒”，今年到底有多“荒”？数字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深圳用工缺口20余万人、山东用工缺口将达20万人、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到200万-300万人、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缺工或将超过1000万人……
    “十二五期间用工短缺将成为常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第一个提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学者。
    东西部拼抢的版块属性、新生代集体返乡冲动与劳动价值观的变迁……一个一个的经济问题凑在一起，是社会难题。
    这是一个信号。蔡昉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带来的启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时，资本报酬开始递减，再不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
    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出路则是产业转型升级，这可能需要上至政府下至企业的整体协调和配合，更需要更高层次的制度重新进行设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企业一定要联手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企业自身来讲，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作为政府来讲，应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让他们轻装上阵，让他们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制度中间存在的问题。
用工荒怪现象
    春节刚过，魏行收到一条返乡尚未归来的保姆发的短信，大致意思是，有人为其介绍了一份月薪2500元的工作，如果魏行将其工资涨至这个价，她会选择继续帮其带孩子，否则有意转向另外一家。
    对于这种要挟味道的短信，魏行有些气愤，但看到周围朋友大都在为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发愁，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并当即上网为保姆买了一张飞机票，且亲自到机场接机。
    “保姆要挟涨工资，雇主订票又接机。”在近几年的用工市场，并非个案。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用工荒”已不再是东部沿海城市的特例，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加入了“闹荒”行列，用工荒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延伸，已呈现出全国蔓延的趋势。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大型用工企业，农历正月初六开始，雅戈尔旗下的几家公司已贴出招工简章。雅戈尔衬衫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年薪3万元、缴纳五大社保等条件，另外享受产假、婚假、丧假及节假日补助工资等福利。
    “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月薪不过1500元左右，而一个纺织车工的月薪则达到3000元甚至更多。”东莞名扬纺织厂老板王名扬接受记者采访时，直呼无奈。
    “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当时的情况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只是局部性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教授说。
    如今，工资普涨30%，但还是找不到人。东莞一家制鞋企业老板向记者坦言，缺工情况日益严重，人事成本愈升愈高，他已打算将厂房卖掉或转租，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袁钢明不禁惊叹：“这个拐点早就该来了！”
新用工时代背后
    外贸企业老板王名扬不知道什么刘易斯，他只知道人越来越难招，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廉价劳动力必将枯竭。而这却正是学者口中的“刘易斯拐点”来临了。
    近年来的用工荒反映出的是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
    辜胜阻认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种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用工企业提高劳动者的报酬，不仅是提高报酬，而且还有福利。
    “我到沿海地区调查，现在哪个地方因为工人短缺，老板就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来鼓励现有的工人回老家招更多的工人来。不仅要涨薪，还要解决职工的福利，要解决他们住房问题等等。整个格局在一夜之间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辜胜阻称。
    “刘易斯拐点跟我们政策有关，不完全是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关。”在袁钢明看来，长期以来，国家为了保持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延长农村低成本的优势支持现代化工业化，故意压低工资作为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延缓了国家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说白了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是数亿农民工以高工时、高强度劳动和低工资、低安全、低福利、低社保、低幸福为代价换来的。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取消了农业税等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同样略高于务农收入的既定水平的工资，对农民工就丧失了吸引力，直接导致了用工荒的到来。加之2010年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劳动者报酬的政策频出，2011年形势严峻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光是2010年针对农民工出台的政策便有6条之多，其中涵盖了农民工培训、创业支持、住房问题、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无形中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优势和社会地位。
    同时，“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将生活的质量、未来的发展与工资的待遇放在同一位置，甚至更看重前两者，因此呈现出与父辈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整体转型升级
    用工荒表象是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其本质却是利益博弈，背后直指转型升级。   
    两会前夕，山东省、广东省分别上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也表示将在今年有所动作。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以来，中国已有约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
    中国各地近期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较为敏感的民企则捏了把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民营企业家左宗申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是大势所趋，企业如果不及时转型、调整，就只有等待被淘汰的命运。
    全面换代的农民工、大幅调整的经济格局以及即将面临拐点的劳动力供给，显然，中国政府不得不全面审视用工荒。
    在现代企业中，不少企业都是通过低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用工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用工荒的爆发。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政府应当引导传统的制造加工业摆脱对低成本、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通过税收、金融等手段扶持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
    “说实话，政府近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的关键是业已形成的既定框架要落实，要进一步细化，要加强全国统一性。”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
    党国英进一步解释，比如医保问题，要搞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把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统一起来。这一系列的事情，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以后考虑问题必须城乡一体全局考虑，再不能农村一块，城市一块，对政策的整体制定水平要求更高。
    同时，政策在未来还应该关注调整劳资关系，加强劳动保护方面。应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放宽户籍登记、降低房价等措施吸引劳动力留在本地工作，坚决反对以行政措施阻碍本地劳动力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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