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跻身重要货币还需时日
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象征性的，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重要货币还需时日。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资 产的吸引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从近期来看，人民币进入SDR的主要挑战是必须保持汇率一定程度的稳定，同时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进入SDR，
人民币迈向国际舞台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规则改革，必将以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及建设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目的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为要点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尽管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但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趁势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可逆转的进程。
尽管人民币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进入SDR无疑是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迈向国际舞台的新起点。分析认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功能通过保持足够 数量的外汇，用以应对在发生外部冲击和危机时出现对外融资困难；用以提供偿还外债以及用外部资产提供本国货币支持；为政府提供应对外债以及应对国内自然灾害的手段。然 而，为了保证上述功能的正常实施，适度的外汇储备管理十分关键。适度的外汇储备管理，一是确保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二是确保外汇储备的流动性，控制外汇储备对市场和信 贷风险的暴露；三是在中长期确保流动性和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盈利性。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持有国的储备管理带来重大的挑战。由于美元一直以 来是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主要货币，美元长期贬值使得外汇储备保值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难题。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未来5——10年间将以美元霸权削弱，国际货币多元 化为主要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的金融格局虽然从总体上看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经过危机的震荡，各国的金融业均在反思中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引起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些 新变化。在这种变化的金融环境中，中国的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危机后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
理解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这一决定的重要性，需要了解以下四点：第一，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篮子，意味着现存的金融体系可以适应中国 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包括IMF在内的国际制度需要改革，以跟上当今世界的步伐。当然，IMF也需要做出其 它改革，尤其是使其配额向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第二，人民币被纳入SDR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不会仅仅因为人民币成为了SDR的一部分而自动地重新 配置他们的资产，他们的投资决策主要还是依赖于人民币资产的可靠性以及预期回报。即使人民币被纳入SDR，投资者也不会立即大量地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第 三，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中国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率后，正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艰难转型。新型的增长方式将减 少对高投资率的依赖，转而更多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完善金融体系改革将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持续。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改革符合中 国的切身利益。同时，通过促进贸易、投资和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溢出效益。
推进体制改革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此次人民币被列入国际储备货币，是对中国长期以来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对金融市场和货币改革付出努力的肯定。这是中国所梦寐以求的。尽管如此，中国在市场 经济这条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中国正试图在自由市场和政府竭力维持的“稳定和秩序”之间进行调和。最近几个月股市的动荡和人民币币值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初衷虽良好，执行却不 佳。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管理经济，并将大量储蓄分配给生产力更高的投资机会。
中国投资者似乎很看重自由市场的好处，但每当情况恶化时，他们仍然指望政府出面进行干预。目前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必须让中国民众在习惯市场自由和好处的同 时，也明白背后的风险。
中国政府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更广泛的措施来坚定地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完全开放市场并配以更加稳固的制度基础。否则，在开放市场的同时维持国家干预，将 只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并且带来极少的预期收益。这无益于中国和世界经济。
人民币真正“国际化”
还需时日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许多人将此举视为对中国全球经济大国的地位的承认。但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象征性 的，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重要货币还需时日。
只有人民币的全球供应变得更加广泛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自由使用”的原则才会起到作用。要让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全球金融系统中变得广泛使用是十分困难的。但 是，中国既不希望贸易逆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将资金给予富裕国家也不符合逻辑。唯一的选择是让中国更充分地向外部借款人开放资本市场，使得他们能够购买人民币。这样 很可能会使得相对监管不足的市场增加风险与波动。
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使中国政府保增长和稳运行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让人民币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应有的作用（即保持强势稳定的货币），和运用市场力量影响人民 币币值以应对周期性变化，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两者不可能兼得，除非中国领导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汇率调整。
现在的主要挑战是保持一定程度的汇率稳定，同时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目前看来，如果中国央行允许人民币显著贬值，很可能遭到美国的批评，因为美国认定人民币被低 估了。中国也会受到来自邻国的担忧，他们会认为中国加入竞争性货币贬值，来保持贸易优势。然而，除美国外大多数市场观察家认为人民币被高估了，考虑到主要亚洲贸易伙伴 大规模货币贬值，以及由于中国投资者寻求多样化持有而引发资本持续外流。
尽管如此，更多的关注区域贸易和投资模式，既可以协调推动人民币境外使用，又能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一些亚洲国家的货币已经更加紧密地与人民币而并非美元挂钩， 这意味着人民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货币”。亚洲会从更多地利用人民币中获益，提高贸易效率，降低区域内贸易的汇率风险。作为参考货币，人民币应该将更多地与亚洲货币紧 密相连，而与美元断开连接。因此，贬值是有可能，但应该通过循序渐进和更灵活的汇率调整来实现。
人民币纳入SDR
中国非享有额外权力或特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从目前来看得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除了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结算，SDR的实际用途非常有限。所以人 民币加入SDR并不会使中国享有额外的权力或者特权。但是中国政府迫切希望自己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大国获得认可，则非常在意这一象征意义。
人民币加入SDR不仅表明世界承认了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且也认可了中国在近几年来在开放资本市场作出的努力 ，包括使国内金融监管达到国际标准，增强市场力量 在决定对人民币汇率中的决定作用等。承认中国在这些领域内取得的进步，并且进一步鼓励中国推进自由化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共同体需要采取的合理措施。
然而，人民币加入SDR并不意味着可以和美元进行竞争，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至少在短期是不太可能的。美元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借贷，而且是官方储备资产的主导币 种。更重要的是，美元具有的全球地位是市场的选择，而不是由某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某一国际协议所决定的结果。
如果中国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开放金融体系的话，人民币将可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的十年，人民币的全球角色将不断突显。而这一点并不值 得美国担忧。因为实际上美国从发行国际主导货币中获得的直接利益是十分有限的。
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
应增加家庭收入
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平衡增长过 分依赖于计划和国家干预，而忽视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一旦计划失误，大规模投资所造 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限制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其直 接后果是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经济失衡可分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般多用一国的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储蓄和负债，以及外汇储备、国际贸易收支等作为经济失衡的判断标准。2011年2月19日G20财长会 议确定了经济失衡的内部指标和外部指标。按照指标分析，中国经济处于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中国经济转型，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是中国在实施必要的改革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和风险。众所周知，中国的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消费指数在2011年和2012年触底，只有降低当前投资，增加家庭收入，方能实现经济平衡。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居民存款率过高。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和生产力的增长速率，工人们在他们生产出的价值中只得到较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政府将利率调控得 过低，再考虑到通胀因素，居民存款收益为负，导致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存款人手中转移到如国企、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借款人手中，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有5-8的 GDP百分点被如此转移。分析认为，好的投资应该创造出超过投资消耗的价值，而中国的许多投资实际上触犯了这一原则。同时，中国的信贷分配限制很多，银行很少给中小型企业 放贷，而这些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中国有将投资只打入一些限定项目的趋势。
就中国平衡经济的策略而言，减少投资，在消费保持当前水准或略微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逐渐平衡，达到6-7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若保持当前的投资，中国 亟需解决负债问题，否则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平衡经济将是首要任务，近年来也通过中央调控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既得利 益阶层所得增长就越快，居民收入所得就越少，收入不平等前所未有，经济再平衡将改变这一不成比例的状况。
中国需控制信贷增长
增加家庭收入比重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政府越早地控制信贷增长，效果越好。首先降低信贷增长的巨大困难在于，这将导致制造业企业关停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从而提高失业率。防止失 业率上升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开辟或增加那些不需要快速信贷增长的其他需求。唯一靠谱的替代需求是国内消费。然而，国内消费受到低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的限制，因此中国政府 必须尽可能地加快这一进程。最终，它可以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将财富从国有部门流向家庭部门，这也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到认可，但这在政治上是非常艰难的。
如果中国能够设计一种进程，使得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至少2％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家庭部门（或用来偿还债务），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债务问题或避免经济多年停滞。然而，如 果没有设计出这样的，中国很难快速调整，来避免一个甚至两个十年的低速增长。
其次，在每一个经济决策的选择中，中国政府最终必须在高负债，高失业率，和将财富从国有部门流向家庭部门这三者之间进行选择。每一个政策都会引起三者的某种组合。 解决高负债的时间范围取决于债务限额的设定，如果想要避免一个破坏性的再平衡，中国政府可能只有不超过五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来解决再平衡的问题。
重要的是，信贷与增长相关。如果2016年经济以7％的速度增长，而信贷实现了18％的增长，事情实际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明年增速为5％，而信贷增长“ 只有”8％，这意味着中国的中期和长期增长前景显著地得到改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增速能够独立于信贷的增长。（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员、经 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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