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要以改革换增长

■刘波

    在12月10日至13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新常态”被进一步确立为中国改革的主题词。同时决策者继续加快部署适应“新常态”的改革与调整工作。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同时新常态下也有新矛盾、新问题。
    徐绍史总结了三方面的问题：需求总体偏弱，通缩预期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新的增长点青黄不接，产业转型任重道远；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性债务、银行呆坏账、企业债务违约等潜在风险加大。基于此，发改委还确立了明年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多管齐下拓展有效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改革新红利更多转化为发展新动力等。
    尽管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的能源价格下降等原因，通缩预期当前的确会有所上升，但对中国如此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发生影响经济增长的破坏性通缩的可能性仍不大；当前的物价回归可能是对此前经济刺激政策造成的价格上升的一种消化，目前看来基本是良性的。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继续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而不应该走过度宽松和扩张性的路径。
    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新常态，适应经济增速的一定的下调，这是客观现实导致的结果。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既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也表现为工资提高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不断提高，资源与环境条件约束恶化。这些都导致过去的依赖粗放型增长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而当前转向新常态，就是首先要注重结构性调整，适应新的客观现实，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分依赖，同时稳增长，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为结构性改革托底。
    当然，经济发展必须要多条腿走路，消费、投资和出口方面缺一不可。正如徐绍史所说的，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调整和优化外贸结构。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过大，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这具有不可持续性。加快改革可以刺激需求，增大国内市场，比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可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而在农村推行承包经营土地的确权工作，推动农地流转和宅基地的流转，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把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的力量进一步调动起来。不过，要改变居民消费倾向，改变既存的外贸模式，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实现当前的稳增长任务，目前仍然主要靠投资。
    投资的作用不应被妖魔化，应该加强有效的投资。不过，目前投资的最大难题是投资收益率下降。因为随着“低垂之果”的用尽，收益率高的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提高收益率的难度越来越大。
    我国投资机制的特点依然是政府主导，这在一段时间里还会长期持续，所以关键是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近年来发改委一直主张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投资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棚户区改造、节能减排措施等。但这仍需制度完善的保障，最重要的是让投资不再成为各级政府保增长的工具，不能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这很容易导致投资更多集中于重工业等领域，让各地投资趋同化，加大产能过剩难题，而必须让投资流向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的确，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一定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一定需要从劳动密集型向着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依靠“后发优势”的成功经验，正在逐渐变成一种负担。因为通过学习和模仿来促进增长的空间正在变得日益狭窄。未来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而这就要求加大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要让这些投入真正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必须改革科研与教育机制，减少其中的浪费。由于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时期的资本积累，同时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的崛起已经具备了空间，但要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必须有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逻辑的生长。
    新常态为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基本的思路应该是适度调低增长目标，用改革来换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的时间，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应该坚持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而是继续坚持定向精准“微刺激”的方向，保证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底线之上运行，确保就业形势的稳定，稳中求进，加快结构性的调整。同时降低企业税收，改革行政审批机制，避免行政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激发企业活力。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长期内就业压力倾向于减弱，这些都为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广阔空间，只要能有效地执行“以改革换增长”的思路，中国经济奇迹的延续就将不是难事。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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