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政府市场的平衡点
程凯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周。
7月29日晚上6点，新华社电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同样是在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接下来的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退出历史舞台。
这些每一个都能在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笔的新闻密集地放在一起，你要问我什么感受，答案是信心，对一个大国实现自己梦想的信心。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所做的全部工作，都在为我们积累这种信心。
我的这种信心更多地来自于新一届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再平衡，不仅在于改革行政体制，政府能不管的就不管，还权力于市场，更在于担当责任，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起来，有所为有所不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对待市场问题上被人誉为“狐狸”，相对应的动物是“刺猬”。在他的概念里，经济学中恐怕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平衡，作为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他多年来对于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每每都是市场在这几十年中走得太过太自由，政府该做的事情反而越来越甩手，被绝对的市场所绑架。
这个问题要是放在中国，你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行政之手过于干预市场之手，让市场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机制作用。确实如此，但是事情往往比我们想的看到的要复杂。
就在行政之手过于干预市场之手的同时，另一个现象其实同时存在，那就是政府应该作为的手缺少作为。这其实并不矛盾，手就那么一双，干多了市场之手需要干的事情，政府之手的本分工作自然就不足了。
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针对中国写了一篇专栏，叫做《改革中国的国家——市场平衡》。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中国三十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方向是明确的：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角色。如今，私人部门比昔日重要不知凡几。此外，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市场应该在许多国有企业主导的部门，扮演官方所谓的‘决定性角色’。但在其他部门及整体经济中，市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源自‘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或者换句话说，尽管政府显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做的事却没做。”
有些什么事情没有做呢？比如城镇化过程中对进城农民工应该给予的市民待遇，比如国家对教育和医疗的支出还远远不够，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环保问题的不够重视，再比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腐败也在公私机构和部门中盛行”。
针对斯蒂格利茨的批评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在一一被提上议事日程或者说就已经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政府该有的政府之手正在回归，让它从市场干预中抽回来，去管那些原来政府不愿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反而一股脑都丢给了市场的公共领域的事情。
上面一开篇提到的三条新闻，都是这种政府之手回归的表现。反腐败，依法治国，推进城镇化，给予所有居民公平一致的待遇。
在斯蒂格利茨的设想中，“以征税为筹资手段来提高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时实现维持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国的政治能够处理好这一日程的实现，那么它和全世界都将受益。”
以上说的还都是非市场领域，其实在市场领域中，尽管政府之手要抽身，但是对于市场之手而言，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大量的存在外部性的领域，政府的参与也是市场有力发挥其价格引导因素的关键所在。
比如我们现在都在关心的过剩行业的去产能，斯蒂格利茨就认为，许多行业面对产能过剩，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高效、平滑的重组决非易事。我觉得这一点从京津冀一体化这个“一号工程”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打破行政区划对市场的分割，淘汰落后产能，合理分布产能，大搞环保工程，这些事情不是由中央政府来强力主导是难以形成突破的。
再比如城镇化的进程，可快可慢，但是如果要快速的城镇化，其实并不是一个“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那么简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公共品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公共学校、公共医院、公园和有效的区划。”
直白地说吧，你要让农民和市民都变成一样的居民，就得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原来的农民享受到和原来市民一样的东西，而决不是简简单单地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蹴而就，但是意识到了，开始行动了，就会有一条金光大道在前面。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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