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个概率活
程凯
《且改革且刺激》，这是我上一期《地平线》专栏的主题，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也有一篇相近的文章，叫做《一边改革一边刺激》，虽然没有我那样的乐观，但是大致的观察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乐观？因为感觉在一边改革一边刺激的形势下，宏观经济能够稳住，而长效机制也可能发挥出作用，真正带来GDP增长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是创新，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里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取代前十年的金融和地产。在我的概念中，中国人创新的希望，在大TMT领域，在大健康领域，在大环保领域，完全不输在起跑线上。
当然，对此美国人就不愿如此乐观了。5月28日，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副总统拜登演讲声称中国不足畏惧，因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我谅你们也说不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创新产品。”拜登说中国缺乏的东西，即使中国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6至8倍也无法抵消。
我觉着拜登肯定搞错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创新其实是一个概率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实验室的发展，因为人类开始主动操纵大规模实验，从而加速了创新的过程，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就是实验室里通过概率活玩出来的。
在这一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一个国家人口基数越大，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越大，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基数越大，那么创新成果的概率也应该越大。我说这个大家就会明白，中国人最多，早晚能在科研实验室里赶上现在最先进的国家。
摒弃了拜登的错误，我们就应该试图从中国的创新希望中去寻找机会。微刺激只能稳定旧有的经济模式的发动机，让经济不至于失速，这里的机会最多也是超跌反弹，而引领改革的是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动机，我们要做投资就必须在这里面去看去发现。
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最近中信建投的老投行人徐子桐把他多年的工作笔记结集，出了一本《投行笔记》，里面篇篇都是干货，做投资的不可不读。就在徐子桐的读书分享会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过去十年是投资地产的十年，今后十年最大的机会又在哪里？徐子桐的一番分析我必须拿来和大家分享。
先看创新如何是一个概率问题。徐子桐说：“整个来讲要对中国长时间发展有信心，在国外走一圈就知道，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中国的创新力，我听梁建章讲的，他研究人口问题，在斯坦福学理工搞统计，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几张大图一摆，真是一个大数据。中国的创新力怎么样，跟我们的人口密度有关，和自然禀赋条件相似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创新力是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的。中国人多聪明，多勤奋，多任劳任怨，这些东西都是咱们的竞争力。”
当然创新的大小也和改革有关，但徐子桐乐观，“现在市场经济，虽然说有一些方面的改革还不到位，但是这个车是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可能有时候会折腾，但是往前走就行了”，“要把这个认识透，市场力量还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你拉不回来，一定往前走，你就跟着大势走，永远不会吃亏。”
要说徐子桐真是谦虚，“一个跟着大势走永远不吃亏”就是投资大师的范儿了，但他还必须说他是做一级市场的，找公司的，不是做投资的。其实找公司和二级市场的投资道理应该相通，只有找到二级市场上股价也有大好前途的公司，一级市场上的投行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我们再来看一下徐子桐看好今后十年的都是些什么行业，什么是真值得投资的创新公司。
“我比较推崇的还是价值，不是说够了什么利润，够了什么指标就可以上市，而是说要看经济结构，看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结构，这才是大的问题”，“如果说按照习总讲话来讲，现在进入一个中速常态，将来这个经济结构调整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像产能过剩的、污染的，这些东西肯定是没前途的，周期性非常强的，可能也不行。”
“我看好的，完全是从我做投行的角度来说，我没做过投资。从投行的角度来看，哪些是有前途的？说白了，就是跟我们的衣食住行玩有关的，而且是极具创造和生命力的行业。说大一点，比如说教育、娱乐、文化、健康、新材料、大数据、互联网。”
不过徐子桐也给提了个醒，“现在有些火得不得了，但你们不要光看现在最热的东西，最热的有可能就有问题。”比如说现在阿里要上市，“你有没有想过阿里的三个问题，第一他为什么要上市，到底是为了分享还是为了套现，第二他现在的危机是什么，他是怎么赚钱的，第三他能不能持续，为什么大规模的并购，并购成功不成功。”
“真正要找好公司的话，一定要发现，要思考，不是跟着人家在后面转，那种肯定是不行的。大的领域要好，也不是说谁都好，医药好，真正好的公司有几个，那个药多长时间还搞不出一个，说实话，少之又少。发现伟大的公司，本来就是寥若晨星，这个就是要靠眼光，靠运气了。”
我在这里长篇转述徐子桐的观点，是因为敬佩和认同，希望我们都有徐说的那种眼光和运气吧，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创新，不要找错了地方。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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