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人才流动背后的制度驱动力

    新年前后，各种聚会猛增，旧友新知，欢聚一堂，家长里短，共话“桑麻”。
    不少人的子女在欧美学业有成已经或即将回国就业，他们说中国经济、机会现在比欧美日好得多得多，甚至一些外国人都想到中国打工淘金。相反，许多企业家已经、正在或将要移民他国，有的因为成本低甚至移民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似乎移之惟恐不及。对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他们多有不满。
    一位东北的“老总”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公司从东北某城迁到上海，几年来，他对两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之大大有感受。在他的带动下，哥哥、姐姐和一丛亲属的公司，陆陆续续，都从东北某城迁到了上海。聚会上，他又劝说一些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的老板们把公司迁到上海。
    一位老友在深圳办厂打拼多年，多年前不堪深圳地租、人工费用的猛涨，把工厂搬回自己的家乡内地某小城。但我知道他的工厂早又搬回深圳，因为家乡某小城地租、人力确实比深圳便宜不少，但只是“明面”上的费用比深圳低，各级“主管”部门，小到街道办事处、临时工，都对企业百般刁难，时时勒索，各种说不清的乱收费、罚款却比深圳多得多。而且“办事”都要打点，往往还不得要领，搞不清办什么事要找什么人送多少钱，许多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异常复杂，往往“搞不定”。算下来，整个“经营”成本比深圳还高，于是“吃回头草”，重回深圳。每次聚会，这位老兄都现身说法，劝那些大小老板们迁到北上广深……
　　  这些来来走走，用制度经济学解释，就是“制度争胜”。
    “制度争胜”就是说，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资本和人才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资本、人才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资本和人才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用“加入”表示对体制优长的赞许。有研究表明，资本和人才跨政区流动，对现代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影响欧洲社会史的基本因素是欧洲地理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有利于形成许多具有独立统治者的小国家。这些统治者不仅通过战争相互争夺，而且还越来越通过吸引生产资本和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的跨政区竞争而相互争夺。”善待企业的政区如佛罗伦萨、尼德兰、英格兰等， 则因统治者服从规则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报偿，“而专制国家，统治更大、更封闭地域的专断君主国——如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开始在经济发展上落后。”君权神授，曾是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但在中世纪末，“政府已越来越被视为要服从于跨政区竞争的力量。这种竞争限制了政府的权力。”“神权”，也不得不屈服于经济的力量。柯武刚、史漫飞在合著的《制度经济学》里如此解释。
    “全球化”时代，不仅是资本、商品的跨国流动，更是人才的跨国流动。虽然民族国家现在仍是国际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但与从前相比，民族国家的因素的重要性却早已相对降低。以前国家、统治者的这种“神圣性”使人们不能不认同、臣服，当经过现代思想启蒙、对这种“神圣性”进行了“解魅”后，人们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认同程度大大低于过去。因此，若不进行制度变革，国家只能“闭关”，以封闭的制度“锁住”人才和资本。一旦“开放”，则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来“吸引”人才和资本。一些人为的力量，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制度竞争的压力。例如，华人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但该国经济命脉的很大一部分却掌握在华人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来西亚政府在几年前就制定了种种照顾、优惠马来人而对华商带有歧视性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华人资本大量、迅速从马来西亚流出，结果使该国经济严重受损，马来人的利益最终也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近年不得不逐渐修改这种政策以稳住、吸引华商、华人资本。事实说明，“开放”往往为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所谓“开放”不仅仅是允许外资、外面人才的进入，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允许“里面”的资金、人才也有“退出权”，可以较为自由地退出、外流。开放的力度越大，如加入WTO， 这种“退出”的自由度也越大，要变革的压力也越大，即人们所说的“以开放促改革”。“改革开放”并列，说明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从自由和繁荣的立场来看，易于退出的结果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上的大量改良。”揆诸中国现状，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同时又有大量国内私人资本想方设法“外流”。这是因为外资在中国不仅增值更快，而且其“产权”有稳定的制度保障，但国内私人资本“产权”的制度保障则相对薄弱（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来路不明”、不合法而要外逃）。所以，对私有财产产权的制度性保障，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另外，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国内的“人才环境”毕竟较前有不小的改进,尤其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规章和制度，这样才会有大量“海归”回流创业。所以，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吸引资本和人才，而吸引资本和人才一定要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度保证。这样，由于对经济发展与否这种物质性成败的反馈，开启了制度的创新和学习过程。正是在这种制度演变中，欧洲的政治体制也从封建专制政体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和选举民主制转变，欧洲各国的政府逐渐丧失了控制臣民私人事务的权力，一些政府开始把自己重塑为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组织，因此现代制度才可能发展起来。
    历史表明，政府间的“争胜”，是发展、巩固、保护这些制度的重要条件。“现在，较小的成本差异都会促使了解不同国家间条件差异的私人主体去从事‘套利’活动。结果，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反馈更加直截了当，政区间的差异也难以持久。对（越来越多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现在都服从于国家间的制度竞争。”
    东北、内陆的经济比北上广深落后，按理说，这些地区比北上广深更需要资本，更需要企业，本应比那些地区更“善待”企业，才可能快速发展。但现在，往往是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软环境”越差，结果反将资本、企业“赶”向发达地区，这恐怕也是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更是跨国流动。资本、人才在国内一受压抑便立即出国谋求增值、发展，资本力图利益最大化，人才力图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为“制度争胜”论做了生动具体的注解。总之，不论是否高兴，只要实行“开放”政策就只能任其去留，而要想留住、吸引资本和人才，就要改革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不利于人才成长、发挥其才能的体制。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下，这种资本和人才的体制竞争，是体制不断改革、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
    其实，中国那句众所周知的老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