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上的利益分配
摘要：当庞大的人流遇上了铁路部门的有限运力，就注定了一个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的结局，而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权衡。
■刘波
一年一度，每当春运季节到来，围绕火车票问题的争吵就纷至沓来：一方面是很多人为一票难求而恼怒，另一方面是不少经济学家重提“涨价论”，激起争议；一方面是民众指责铁路部门垄断罔顾公益，另一方面是铁路部门也满腹委屈，因为它除了坚持春运期间客运不涨价外，还要从通常来说更赚钱的货运中分出部分运力来支援客运；一方面是乘客要求站票半价，甚至有人就此起诉铁路局，另一方面又有人以站票挤占列车空间、增加管理难度和安全风险等为由，主张对站票应设定更高价格。
我国的春运是一个有着传统与文化背景的特殊现象，过年回家以求团圆的风俗习惯短期内不会改变，即使涨价也很难轻易打消这个巨大的心理需求。当庞大的人流遇上了铁路部门的有限运力，就注定了一个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的结局，而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权衡。
春节前夕形成一个巨大的需求高涨期，所谓的运力不足只是铁路部门难以应付这种季节性的庞大人流，但铁路部门也不可能将此作为常态条件来安排自身的资源。那么是不是这时就需要涨价呢？应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里的规范性问题，涨与不涨都有一定理由，谁也不能说对方完全错误，只是不同做法所达成的效果和导致的利益分配结果不同，如何选择要依赖于人的价值判断，也不能忽视社会的普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中就隐含着价值判断。
春运期间火车客运市场的显著特点是供给和需求都非常缺乏弹性。受基础设施条件所限，铁路部门不可能凭空变出比平时高出多倍的运力，其供给通常已达极限，基本没有弹性。而对火车票的巨大需求虽然不是完全无弹性，但确实弹性很小。虽然有人认为涨价可驱使乘客转乘汽车等交通工具，但它们很难发挥火车的功能，即火车的可替代品其实很少，而且汽车等运输方式平时到春节也会涨价，且很有可能看到火车涨也跟着涨。因此总体来看，火车票的需求弹性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所谓“均衡状态”，需要把车票价格提升到很高的水平。
但即使那样也不能使现实变美好，只是迫使很多人只得选择不回家而已，越是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越大。而社会不是由坐标系上冷冰冰的曲线和数字构成的，不能忽略人基于传统、血缘关系等而生发的各种情感、情绪，也不能忽略民众对使用大量公共财政资金发展起来的铁路系统的期待。仅仅为了减少拥挤的目的就大幅提高价格，要看是否值得。铁路部门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公共部门服务的价格调整过于突兀和剧烈，势必要引起“趁火打劫”的抗议。此外，也有契约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损害了乘客对于车票价格稳定性的信赖利益。铁路部门因为通胀、成本增加等原因而在遵守听证等程序的前提下逐步、渐进地调价无可厚非，但要在春运期间大幅涨价，经济学上的必要性有疑问，社会舆论条件目前更是不具备。
有论者认为对火车票的价格管制必然产生黄牛党现象，或是铁路部门内部人员以权谋私倒卖火车票，因此乘客最终还是要为买票付出更高价格，同时也导致更有钱或者更有关系的人才能买到票，所以穷人还是被牺牲了。这一推理虽然基本正确，但并不一定引向必须大幅涨价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因为黄牛党等问题确实是价格管制的结果，却不一定是必然结果，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严格执法来缓解的，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克服。
黄牛党是在扰乱正常的交易规则，依理依法应当惩治，就像虽然说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过多，但不能说只要体制条件不变，就不需以官员财产公开等技术手段来反腐一样。近年来火车票实名制、12306网站售票等措施的实施，已经大大压缩了票贩子的获利和生存空间。虽然网络售票又带来了新问题，如对不熟悉网络技术的人不公平等，但相对于过去票贩子横行、内部人倒票的难题来说，这些问题已容易解决多了。技术的改良和铁路部门治理方式的进步，最终应该能带来更公平的购票方式。尽管这不能改变春运火车票严重供不应求的大格局，但起码这种类似于“抽签”的随机分配带来的结果差异，比原来拼关系、拼经济实力要公平得多，收获的抱怨也会小得多。
始终不能忘记的是，在春运问题上，我们只能在一个资源很有限、选择也很有限的框架中做决定，任何选择都有缺陷。价格管制虽滋生了票贩子，但目前管制也是对火车乘坐者的补贴，带有一定福利性质。而获取福利总要付出代价，当年的景象是火车站里彻夜排队买票，现在则是在网站上争分夺秒地抢票，都意味着代价的付出。而对火车票需求最紧迫的群体更愿意这样付出，从而让火车票更多流向他们。如果价格高涨，高收入群体能更方便地获取有限的客运资源，而低收入者将被挤出竞争队伍。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中，大多数人应该还是更愿选择前者。我们只要把火车票的利益分配更多从过去的依靠权力、财富、关系，转变到更具有公平性的随机抽签方式上来，那就是一种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不完全放开对火车票的价格管制并不意味着反对铁路的民营化改革，推动铁路部门内部政企职能的分离，改革铁路的投融资体制。同时，追究我国庞大春运迁徙人口的根源，则是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垄断过度资源，这并不全是自然禀赋和地理条件造成的差异，而是代表着长期的二元体制之下对乡村的牺牲。最终，车票短缺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然缓解，但我们永远不会生活在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上。或许在将来，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一些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的长久居住者，充满经济机会的小城镇填补了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白，需要每年像候鸟一样长途跋涉的人会越来越少，春运难题将不再显得那么刺眼——只是它到时会被新的同样令人头疼的难题取代而已。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