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所有制”崇拜的陷阱

  在11月初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提“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一个亮点，做出了很多重要论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从理论源头上看，中国之所以一向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强调。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但马克思这个论断所依据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环境，当时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他在此基础上预言社会主义将很快替代资本主义。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相当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好地把普遍的私有制与社会稳定结合了起来。考虑到新的现实，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更新理论，而不能恪守教条。再者，在早期社会主义理论里公有制只是个手段，其目标是实现财富的公正分配和社会公平，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它从手段异化成了目标本身，比如在今天，庞大的国有制企业不仅没有起到合理调节分配的效果，反而出现了日益强烈的垄断倾向，加剧贫富不均，国企功能的异化也要求修正旧的所有制理论。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和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他山之石”。德国、英国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到上世纪末都普遍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并不依赖于国有制，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就完全可以达成目标。比如德国社民党就认为，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而是对经济权力的监督。这些也告诉我们所有制问题不是关键，现阶段仍应该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解决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做大了蛋糕才有规划如何切分的空间。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思想资源。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跌入了盲目崇拜所有制的陷阱，把公有制从手段变成了目标，认为公有制搞得越纯粹就越是社会主义，企图以其一统天下而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最终带来了经济灾难。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渐淡化所有制争议，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并存被确立为基本的经济制度，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则指出，公有制也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而逐渐地摆脱了所有制教条的束缚，混合所有制成为共识。

  在今年国家领导人以及本届三中全会多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它应明确成为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国企业绩的相对表现良好使得改革压力顿渐，曾被视为总体改革核心的国企改革受到的关注降低，也失去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那种紧迫感。然而国企虽然在股份制改革道路上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着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问题，国企内部的产权和治理关系并未完全理顺。在当前改革有雄厚的条件和资本的情况下更应居安思危，加快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进程，完成国企改革的未竟事业。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助于释放出更多制度红利，这在当前宏观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意义巨大。

  据统计，目前中央企业已有70%的净资产在上市公司，到2020年将有更多国企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仍然存在的国有股权集中状况却令诸多问题仍然延续。最大的问题就是国企内部难以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难以理顺“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不能完全摆脱“内部人控制”难题。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就是产权主体虚置问题严重，各方责权利不清，经营者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从而产生腐败。只有引入了更多外部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外资，实现各种资本相互融合的产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治理的难题。但是要进一步把国企改革推向深化还需要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要理顺国资委到底是扮演监管者还是出资人的角色，以及要改革国企的人事任命制度，更多通过市场化方式来遴选有才能的管理人。

  未来也许有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仍然需要国有独资企业，但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应探索更深入的股份制改革道路。在顶层设计上，最好尽快明确可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企范围，为改革创造空间。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具体路径可以采取很多方式。首先是降低对私有资本市场准入的限制，将公平对待民营企业的规定落到实处，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企的产权重组。其次，在吸引外资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加快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允许更多外资并购国企股份，同时也帮助国企形成更符合国际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以便更多的国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再者就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产权市场，让国有资产平等地参与公平、公开的产权交易，使国有企业实现更灵活的产权重组。还有就是探索员工持股制度，一方面实现股权多元化，另一方面增强对管理者的长期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实现更有活力的国企文化。路径很多，现在的关键是要迈开步子探索。

  如前所述，过分拘泥于所有制问题可以说是一种19世纪的思维，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姓资姓社”纠结的延续。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期在谈及中国改革的理念陷阱时也谈到，不应该把国有企业视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反，国企现在已成为了“负资产”，因为它造成了低效率，其不公正与腐败堕落也引起了民众不满。淡化所有制意识是一个世界潮流，僵化的所有制思维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让资本流动起来才能创造出财富。总之，搞活国企不仅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还可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扩展群众基础，而且能打造一个经过“瘦身”之后更有活力的国有经济部门。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