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灵魂在诗和画中游荡
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激流岛的黄昏中，因婚变，37岁的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杀妻后自杀。
很多天才的诗人都是以死作为生命的结局。诗人为了追求一种纯真的本我，要么是疯，要么是死。像荷尔德林、尼采、克尔凯郭尔、斯特林堡疯了，像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普拉斯、策兰自杀了。
顾城，中国唯灵主义诗人——他将永远年轻，因他用死固定了年龄。他留给后人是《一代人》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他所谓的光明又在哪儿？
被幻想宠坏的任性的孩子
顾城称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的孩子”，6岁开始写诗，至死的31年间创作了2000首诗——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12岁那年，他写道：“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1974年，18岁的顾城随父母从山东农村回到北京，这个在心理上一生停在少年的人，肉体已进入青年时期，心中揣着他的星月与昆虫。回城后，他开始学画，先后做过油漆工、木工、翻糖工、电影院美工、借调编辑等多种临时工作……对于冷漠的城市，他写道：“城市是无效的/一切都无效！”
为了写诗，顾城放弃工作，收入只有稿费，一份诗稿往往要投五六家杂志。在舒婷的记忆中，连全国最偏僻的县文化馆刊物都可以收到顾城的投稿。
在上海追求谢烨和结婚生活的日子，诗人偏激的情绪被认为精神不正常，谢烨陪着他去医院做检查，顾城和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把医生都侃晕了。
“顾城目光游离而空幻，闪现出与世隔绝的光芒，他就像一个受伤的孩子，黑眼睛无辜而透明。”诗人大仙写道。顾城在社交场合很少说话，但说到诗、文学、艺术、对这个世界的幻想，他会滔滔不绝。
顾城标志性的特征是戴着一顶自制的帽子，后来在国外，他戴着一顶新西兰羊毛编织的翻边厨师帽。这也成为他留给后世重要的个人形象。
顾城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对现代都市充满厌恶之情，他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1988年，当时在中国如日中天的他远赴新西兰，与谢烨定居于激流岛，远离人群，在偏僻的小岛上开垦自己的伊甸园，伴着晨露，伴着鸟语，也伴着乌托邦的幻想。
王安忆写道：“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感兴趣，我们是俗人。”
生如蚁，美如神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还一度兼职教过口语课。他们买下了激流岛上的一座小屋，并生下一个孩子。1989年，顾城辞去大学职务，专心在岛上养鸡、种菜、作画和写作。
舒婷回忆道，“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
王安忆在《岛上的顾城》中写道，“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
为了应付陡然剧增的还贷压力，顾城夫妇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养了200多只鸡，但当地法律规定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只鸡，他们得在3天内将鸡全部处理掉。顾城被激怒了，他在一夜之间将那上百只下蛋母鸡统统杀光。
谢烨用鸡肉做成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元。岛上的居民都认识他，画好了基本是白送。
1993年2月，法国汉学家尚德兰女士在柏林顾城夫妇暂居的寓所做客，顾城把纸铺在地板上写书法，写了“鱼在盘中想家”和“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送给尚德兰。
“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这是顾城1979年8月29日写给谢烨的情书。而到了1993年10月，谢烨决意离去，让情感和生活上都十分依赖她的顾城无法接受，他被现实世界逼得没有退路。
10月7日，顾城为儿子木耳写下了最后的文字：“Sam，如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很远的世界，回不来了，我希望你记着我一点儿。”
10月8日，顾城留下给父母的遗书，用斧头砍倒谢烨，在树上自缢身亡。惨剧发生时，距离顾城与谢烨移民新西兰5年，距离两人结婚整整10年。
诗人就是一个悖论
哲学家海德格尔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人”，不在“存在”状态中的人，对自己与“存在”的关系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常人”。还有一类是“本真、本己的人”，本真、本己的人是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与“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诗人一定是后者。只有本真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
顾城要保持他的“本我”，只有靠他人来帮他，谢烨就充当了这个“爱之他者”的角色。当儿子诞生，顾城确实不太喜欢，他与谢烨的矛盾便开始了。
是什么原因逼迫顾城走上绝路，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但大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顾城作为一个诗人先天的性格缺陷，以及他与谢烨、英儿两个女人之间关于爱、孤独、占有、背叛与出走有关。
英儿见顾城的第一面时便对他说：“我们都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两棵树，我们的根不小心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我们又相遇了。”这一句话就让顾城爱上了她。
1990年夏，英儿来到了激流岛。诗人王国的危机因为出现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暂告缓和。但是顾城所惧怕的依然是英儿与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个充满了世俗情欲的洋人气功师，更令顾城感到一种棋逢对手般的威胁。最后，英儿背叛了顾城，随气功师私奔而去。这对顾城是毁灭性的一击。
“穷，有个凉凉的鼻尖/他用玻璃球说话。”这是诗。贫穷的生活终于使得谢烨受不了顾城了，当她打算与德国男友一起离开时，悲剧发生了。
暴力美学
那把杀妻的斧头至今没有找到。
顾城送给谢烨的订婚礼物是一把匕首。
“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
《新街口》一诗写于1993年，这个时候，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对暴力美学的迷恋成为了悲剧的主因。在顾城后期的诗中，“杀人”这一意象并非罕见，《我把刀给你们》一诗把死亡写得更加绚烂：“我把刀子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再刻一些花纹，再刻一些花纹/一直等/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想起了1989年的美国电影《死亡诗社》。“死亡，是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老师约翰·基汀把这句美国哲学家亨利·梭罗的诗宣讲给他新一届的学生。
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即“向死而生”。电影也阐述“向死而生”的主题：只有让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思想、那部分灵魂死去，才能真正把握住属于心灵的那部分生命。最后，学生们站上课桌朗诵惠特曼的诗《船长，我的船长》。
相比之下，顾城只是一个敢于去品尝死亡滋味的莽汉。他充满暴力的欲望，但把握不了暴力美学——那是政治家、军阀和大商人的游戏，而他只是一个幻觉诗人——一个不明生活本质的少年而已。
1971年，15岁的顾城在海滩上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生命幻想曲》：“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这是宿命。
死后，诗人是一个忏悔者
“海笑了/给我看/会游泳的鸟/会飞的鱼/会唱歌的沙滩/对那永恒的质疑/却不发一言。”
像《规避》（1980年）中出现的“鸟”和“鱼”，在顾城诗中是常见之物。200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顾城的诗，顾城的画》，顾城画了很多鱼：《神山古庙说鱼图》（1990.7）、《灯火化鱼图》（1990.7）、《鱼在盘不想家》（1993.1）、《鱼在盘子里想家》（1993.3）等。
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有一个观点：“图画一有意义，就立即变成一种写作——它们像写作一样，需要词汇。”顾城的图画中，“鱼”和“鸟”构成了最基本、最常见的词汇。“鱼”和“鸟”，在中国传统的符号体系中，既有与性相关的隐喻之意，更具对自由的强烈渴求意味。
而鱼代表逝者如斯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顾城的心意，尽管肉体已死，但他的灵魂依旧在他的诗和画中游荡。
佛魔一念。顾城有着圣徒所有的潜质，他献给了诗。在他的诗与画中，通过鱼，他想回来，回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中——这意味着他的忏悔。
今天，中国诗已经死亡
20年过去了，顾城用自己的诗和画构建了一个美的王国，在那里，他做着国王，统率着“鱼”和“鸟”的子民，“去寻找一盏灯”。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拯救世界。”
海子死了，顾城死后，中国诗一点点死去，至今已经完全死亡。
在中国，诗与诗歌完全是两码事儿。诗随诗人死去后，歌还在——可悲的是，在当下，这十多年来，中国已经爱的泛滥，爱被无情地透支与消费——它们在歌声里，在屏幕上被无止境地放大。
而我想问的是，这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爱？！我们应该是不懂爱的。顾城也一样不懂爱——我们欠缺太多的是爱，是对他人的爱！
1986年，顾城在漓江诗会上说过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作者系诗人、先锋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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