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奴”樊建川
摘要：樊建川不喜欢被称为传奇，尽管这一形容词在很多场合，几乎成了他名字的前缀。他下过乡，入过伍，从过政，最后堕入商海，樊建川说如果这就算是传奇，未免太过于轻佻与轻易。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樊建川不喜欢被称为传奇，尽管这一形容词在很多场合，几乎成了他名字的前缀。他下过乡，入过伍，从过政，最后堕入商海，樊建川说如果这就算是传奇，未免太过于轻佻与轻易。
樊建川在梳理自己的成绩时有资格骄傲——“自己手里已经开放了28个博物馆，在建川博物馆聚落有24个，在外面还有4个，然后又建好了6个，这就是34，现在外面还正在建两个，与雅安也已经签了框架协议准备建20个……”
樊建川说自己的人生就是“拼命在做”，与他交好的冯小刚说他是梦想家也是实干家。樊建川则说自己更多的是后者。
最早的收藏
身为军人的儿子，樊建川从小在部队长大。在宜宾生活了9年之后，一家人迁至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县城。在这个叫做柏溪镇的小地方，樊建川又生活了9年。有了这段县城生活经历，樊建川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不过他当年却是以城镇青年的身份下乡，一年半之后，他像父亲年轻时一样当了兵。那时已经是1976年。
在内蒙古草原上站了两年半岗之后，樊建川考上军校，1981年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之后，他成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教员。8年后，他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樊建川成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樊建川很快就下海到成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给“资本家”打工。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之后开始开办博物馆，再之后他的博物馆形成了一个聚落。樊建川说自己已经超过10年没有碰过生意，他的全部精力都已经在他建起的那些博物馆身上，现在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馆奴。
樊建川的收藏生涯始于9岁。那一年，樊建川的父亲成了遭受管制的“走资派”。牛棚里丧失自由与外界隔绝的父亲迫切地想要知道造反派们将会有什么新行动，于是，他便将帮助自己获知外界信息的重任交给了每日来送饭的儿子。
于是，樊建川每天在路上看到有传单小报就尽量收集起来，带进牛棚交给父亲。这些资讯帮助父亲面对造反派的审讯时尽可能地从容应对。
富有“斗争经验”的父亲警惕地将所有材料都就地销毁，不过这对于樊建川来算不得大损失，因为除了收集与父亲相关的材料，他还收集了许多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交给父亲看的小字报和传单，比如“北京抓了王光美”。樊建川说父亲不过是县里的一个小官，国家第一夫人被捉跟他实在扯不上关系，这些远离他的实际生活的交际圈子的资料，以及在路边捡到的像章袖标构成了他的第一批收藏。
从那时起，樊建川养成了收藏的习惯。这个习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现在。
民间历史学家
樊建川说自己从9岁开始，用了人生中47年的时间努力靠近历史。因着他的博物馆，樊建川说自己比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幸福。因为他读到的资料“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他从这些文物中读到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更读到了宏大历史叙事下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物个体的命运遭际。他读到了历史的态度，也读到了历史的温度。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老兵手印广场，收集了4000多名老兵的手印，从理论上推断，樊建川见到过4000多个老兵。他骄傲地说在中国见到过4000多个老兵的人“除了我，没别人”。
老兵们都会告诉樊建川他们知道的故事，把这些故事汇总起来，樊建川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民间历史学家。
樊建川整理自己博物馆库房中的文物“一整理就是一天”。上百吨旧报旧刊构成的印刷体“历史档案”、五六十吨手写体日记、书信，再加上几万本家庭影集，樊建川相信全世界再找不到一个人像他那样读过那么多手写体历史资料。他说光是日记就已经看过2万本。
“建川博物馆的藏品中，来源于捐赠的大概只占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九十九点几都是买的。”樊建川说自己“买东西”很简单，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他亲自出面购买，一个则借助他在全国建成的“联络网”。这个联络网为建川博物馆在全国各地收集文物，每年几百个“听风者”会聚集成都，开一次会。樊建川在会上告诉他们自己希望买到什么东西。
樊建川很早就开始构建这个网络。早在还担任政府官员时，每到一地出差，樊建川一定会去当地的古玩市场，一面淘文物，一面认识做这一行的生意人。
樊建川真正开始买东西是从1990年代开始，20多年下来，几乎每个城市做近代史收藏的人，无论是藏家还是掮客没有不认识樊建川的。他们把樊建川奉为上宾，樊建川走到哪一个城市都有饭吃。
强势的馆奴
樊建川身为馆奴，却不掩强势本性。因为樊建川坚定地认为不强势，就什么都做不成，他说自己很容易着急，因为“不着急怎么建得起几十个馆”。
樊建川在他的博物馆聚落中努力发散着自己的“艺术气质”。他给博物馆聚落设计各种衍生产品，他设计服装，出唱片，他还亲自动手设计场馆。他自豪于他的设计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赞赏。当然，樊建川设计场馆只能属于玩票，他请了许多大师级的设计师来为他设计建川博物馆聚落。
樊建川不排斥别人视他为商人，事实上，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日常运作也都遵循着商业逻辑。樊建川从一开始就希望博物馆建起来之后能一直生存下去，并且生存得轻松一些。
樊建川要考虑博物馆的谋生问题，他把博物馆建成一个聚落，把文化和旅游、事业与产业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类超市的文化场所。“现在我们24个馆，明年就有30个馆，可以看文革、抗战、地震、民俗、春花秋月、才子佳人，就像一个超市，然后再把商店、餐饮、会议、酒店、影视服务串在一起，博物馆就不单单是博物馆，而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就具有丰富性，具有自我造血、生存能力。”
樊建川很满意他的博物馆聚落的表现，在开馆第五年的时候，500名员工的工资就已经能够完全依靠博物馆聚落自己解决。樊建川说这是他特别满意的一件事情，这使得他后来做出将博物馆整体捐给国家的决定时内心也十分轻松。因为“国家并不用出钱来养它，派一个馆长来就行。国家没有负担，博物馆可以一直往下走，多好的一件事”。
“我在一天，就把它做得更好一点，还在继续投资，每年上亿的投资，投进去将来都是国家的。树还在长，长出来也是国家的，文物还在买，买进来也都是国家的，”馆奴樊建川笑着说，“政府对我是特别高兴，巴不得我多活一段时间，他们晚一点接手，这样的话今天的资产可能就不是七八十个亿，而是100个亿、200个亿，也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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