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维度重启经济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幸运地赶上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关键点，一个伟大而艰辛、光荣而痛苦的时刻。一方面，GDP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环境恶化、腐败严重、收入差距悬殊、经济效率低下、社会矛盾加剧，发展不可持续。
    那么，中国未来之路如何选择？
基于自由的
发展道路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基本经验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长期以来，我们所乐意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往往是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特定、具体、即时性问题反复试点、被逼推出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是循环往复的年度计划、5年规划、专项计划或应急方案中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政策。
    正如《自由与繁荣》中“中国经济的未来”、“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等文所指出的，中国发展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是结构性、系统性、内生性的。
    中国走出困境只能依赖系统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如果把这些都归结为政策因素，那么，顶层设计、长期稳定的基本制度才是基础和核心性的政策。
    正如《自由与繁荣》的书名所揭示的，自由、只有自由才是理解我国发展困境、解决改革开放问题的出发点、基本点和落脚点。
    自由是什么？传统汉语中的自由当然有任性、随意、逍遥等含义，而现代社会的自由一词还有新的内涵。
    具体而言，居民权利的充分性是指每个人都拥有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人身权、财产权、社会和政治权利，包括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18项基本权利，以及过去曾经规定、现在有待恢复的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权、罢工权、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等。
    居民权利的平等性是指每个人都等同地拥有权利，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平等地受到法律、行政和司法的保护，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由此，保护和制造各种不平等的诸如产业政策、地区政策、所有制政策、外资政策、分级分类管制等制度和政策，都应当尽可能修订或废止。这也是《自由与繁荣》作者卫志民与中外许多理性的学者不约而同、反复强调的答案：自由就是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最基本经验。
改革的目标和策略
    面对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种种问题，中国如何真正走出困境？卫志民和国内外有识之士都一再指出，只能依赖系统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
    如果说发展靠政策，那么顶层设计、长期稳定的基本制度才是基础和核心性的政策，必须全面推进居民主体、权利本位的制度改革，必须全面规范、监督政府的权力、机构和行为。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贯穿《自由与繁荣》一书的基本思想。如何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卫志民的分析，经济改革要在六个维度或方面深入展开：一是解除政府经济管制，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二是积极而富有诚意地创造条件，尽快在竞争性领域把国有经济力量撤出来；三是调整税收结构，降低平均税负水平，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改变政府管制泛滥、管理不足，“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五是富有诚意地、主动地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六是通过制度创新，政府停止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提高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居民为主体的自由而公平竞争！
    知不易，行更难。为什么我们的改革举步维艰，徘徊不前？按照卫志民的分析，至少需要解决两大棘手问题：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二是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
    30年前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的重点却必须明确向政府部门和政策性垄断、保护的行业和地区开刀，直接降低或损害这些集团超分配的既得利益。
    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也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是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正如《自由与繁荣》一书提到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改革如果方向明确、内容清晰，关键就是干部问题，就是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志民：《自由与繁荣》作者，该书由华夏出版社于2013年1月发行 简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