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北京“城逝”
摘要：不过，现在，整个北京都已经让迈克尔·麦尔觉得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让他颇有些伤感。
迈克尔·麦尔说他16岁时就想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刚刚“扔掉”了第一份工作，因为他觉得在麦当劳打工不是他的梦想。
1995年，迈克尔离开美国，在很多“落后”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以实现自己身为国际和平队队员的职责。他不愿意去蒙古，不愿意去俄罗斯，也不愿意去非洲，他被派到了中国。
他先在四川省内江市的一所学校教授英文，薪水是每个月800元人民币，1995年在内江，一碗蛋炒饭只需要花费1.5元，迈克尔·麦尔一下子变成了“富人”。
夹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小城市内江显然不像是一个富人待的地方，不过这个几乎算得上是四线城市的小地方，对于迈克尔·麦尔来说却有一种很亲切的吸引力。迈克尔·麦尔说这与他出身于美国农村有关，因为“内江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很类似，都是土路，一切都很朴素，那里的生活环境很简单很安静，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读书”。
1995年到1997年，身处内江的迈克尔·麦尔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日常生活除了教学生英语，就是靠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打发时间。那所学校有一间很好的图书馆，他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狄更斯、乔治·奥威，还有老舍。迈克尔·麦尔说他现在在香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开设的“纪实文学写作”的课程如果追根溯源，则要归功于当年在内江的阅读。
为胡同消逝而忧伤
1995年与迈克尔·麦尔一起来到中国的和平队队员有15人，两年的服务期结束后，有7人离开了中国，他们都在台湾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习和生活过，迈克尔·麦尔说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高的期待。这并不代表留下来的8个人选择了对自己的“放纵政策”，他们中有好几人成为了记者，对中国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迈克尔·麦尔没有离开中国，他已经学了两年的中文，他心里的小算盘是如果离开，学习一中断，已经学会的中文可能也就丢了。
内江图书馆里的阅读给迈克尔·麦尔在中国“居留”指引了方向，自称对老舍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迈克尔·麦尔想要到北京去看一看。
迈克尔·麦尔在北京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富人”，他在海淀上地的一家贵族学校做老师，薪水优渥。他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是逛北京，于是他发现“新街口、隆福寺的那些老房子都被拆了”，“这么有人气”的地方被“摧毁”在他看来有点不明就里，他想知道“为什么”以及拆掉那些房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迈克尔·麦尔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想要通过调查和研究来为自己答疑解惑。
迈克尔·麦尔记得自己是2003年拜访王军的，他想要从后者那里了解大栅栏，王军建议他去看关于梁思成的历史资料。作为新华社记者，王军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开会关注北京的城市改造，他的《城记》一书与梁思成的史料一起成为迈克尔·麦尔的教材，他每天自学5页，做深度阅读。
迈克尔·麦尔后来写道：“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一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之后，2005年8月8日，迈克尔·麦尔搬进了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成为这一地区的唯一“定居”的外国人。他已经很熟悉在中国怎样消解自己的隆鼻深目带来的众多麻烦，并化麻烦为方便，他找到炭儿胡同小学，说服校长，获得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他相信有了这一身份，社区的人们对于这个美国来的洋鬼子会容易接受和亲近，显然，这一经验来自和平队的服务经历。
老北京深层奥秘
当与老北京贴的那么近之后，迈克尔·麦尔开始写自己的书，他想回答自己的疑问甚至还有一百年以后读者的疑问：原来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时的胡同拆迁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告诉父母他在北京都在忙什么。
迈克尔·麦尔在忙着跟自己的街坊们认识、熟悉、深入交往，并最终把他们写进书里。后来，他有点“无辜”地说，原本以为自己要写的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最后发现写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就是迈克尔·麦尔无意中发现的老北京的深层秘密，在那些四通八达却又稳定封闭的胡同以及四合院中，建筑影响着居民，居民又与建筑融合，两者相互映照，最终构成了一个整体北京。
迈克尔·麦尔在书里仔细地描绘了他的那些街坊，大杂院的实际控制者——老寡妇在他搬进去的第二天早上就数落迈克尔·麦尔贪睡，因为她给他包了饺子，而前一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老寡妇刚刚对迈克尔·麦尔宣布了冷冰冰的规则——“公是公的，私是私的”。事实上，这一规则从未能够约束过老寡妇本人，因为她有另一套解读体系，判断是公是私，老寡妇控制唯一的裁判权。
再会，老北京
面对迈克尔·麦尔时的“强势”完全无法延伸到胡同以外，每天午夜时分，就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不倦工作，又多了一些地方的外墙上被刷上了一个大大的醒目的“拆”，在GDP刺激以及举办奥运的全社会狂热中，最冷静的恐怕只是那些被写上拆字的房子里的居民了，杨梅竹胡同的居民们和炭儿胡同的学生们，他们在胡同中努力保有平静的生活，尽量不去关心外面的世界，居民们把兴趣倾注在和邻居的交往上，孩子们熟悉胡同里的每一株树，他们对于不远处的大会堂和大剧院这些宏伟的建筑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淡然让迈克尔·麦尔都有些吃惊。事实上，人们早已经为将来做着打算，有的人舍不得走，因为不想隔了地气儿，有的人盼着快点离开，因为已经受够了狭窄逼仄没有隐私甚至不那么卫生的胡同生活。
迈克尔·麦尔就在这样的胡同里生活了3年，2008年8月8日，他离开了杨梅竹胡同，和他的那些街坊。他去伦敦完成这本《再会，老北京》（TheLastDaysofOldBeijing），他信奉“Ifyouwriteaboutaplace,yougetonefootinandonefootout”.（若想写一个地方，你需要一脚深入，一脚远离）。
在胡同中居住的三年，迈克尔·麦尔成了一个“胡同串子”，甚至还学会了一口腔调有些奇怪的中文，乱加儿化音对于声音洁癖的人听来简直像是灾难，但迈克尔·麦尔却乐此不疲，现在他口中最正宗的一个中文词汇就是“大栅栏”。
不过，现实中的大栅栏却再也不是正宗的，他的那些邻居的生活随着拆迁都有了改变，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不同境遇的人们能找到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再也回不到过去，迈克尔·麦尔再也联络不到老寡妇，如果未来见到，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认得出来彼此。
不过，现在，整个北京都已经让迈克尔·麦尔觉得有点认不出来了。
这让他颇有些伤感。
1995年，迈克尔离开美国，在很多“落后”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以实现自己身为国际和平队队员的职责。他不愿意去蒙古，不愿意去俄罗斯，也不愿意去非洲，他被派到了中国。
他先在四川省内江市的一所学校教授英文，薪水是每个月800元人民币，1995年在内江，一碗蛋炒饭只需要花费1.5元，迈克尔·麦尔一下子变成了“富人”。
夹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小城市内江显然不像是一个富人待的地方，不过这个几乎算得上是四线城市的小地方，对于迈克尔·麦尔来说却有一种很亲切的吸引力。迈克尔·麦尔说这与他出身于美国农村有关，因为“内江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很类似，都是土路，一切都很朴素，那里的生活环境很简单很安静，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读书”。
1995年到1997年，身处内江的迈克尔·麦尔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日常生活除了教学生英语，就是靠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打发时间。那所学校有一间很好的图书馆，他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狄更斯、乔治·奥威，还有老舍。迈克尔·麦尔说他现在在香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开设的“纪实文学写作”的课程如果追根溯源，则要归功于当年在内江的阅读。
为胡同消逝而忧伤
1995年与迈克尔·麦尔一起来到中国的和平队队员有15人，两年的服务期结束后，有7人离开了中国，他们都在台湾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习和生活过，迈克尔·麦尔说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高的期待。这并不代表留下来的8个人选择了对自己的“放纵政策”，他们中有好几人成为了记者，对中国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迈克尔·麦尔没有离开中国，他已经学了两年的中文，他心里的小算盘是如果离开，学习一中断，已经学会的中文可能也就丢了。
内江图书馆里的阅读给迈克尔·麦尔在中国“居留”指引了方向，自称对老舍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迈克尔·麦尔想要到北京去看一看。
迈克尔·麦尔在北京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富人”，他在海淀上地的一家贵族学校做老师，薪水优渥。他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是逛北京，于是他发现“新街口、隆福寺的那些老房子都被拆了”，“这么有人气”的地方被“摧毁”在他看来有点不明就里，他想知道“为什么”以及拆掉那些房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迈克尔·麦尔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想要通过调查和研究来为自己答疑解惑。
迈克尔·麦尔记得自己是2003年拜访王军的，他想要从后者那里了解大栅栏，王军建议他去看关于梁思成的历史资料。作为新华社记者，王军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开会关注北京的城市改造，他的《城记》一书与梁思成的史料一起成为迈克尔·麦尔的教材，他每天自学5页，做深度阅读。
迈克尔·麦尔后来写道：“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一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之后，2005年8月8日，迈克尔·麦尔搬进了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成为这一地区的唯一“定居”的外国人。他已经很熟悉在中国怎样消解自己的隆鼻深目带来的众多麻烦，并化麻烦为方便，他找到炭儿胡同小学，说服校长，获得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他相信有了这一身份，社区的人们对于这个美国来的洋鬼子会容易接受和亲近，显然，这一经验来自和平队的服务经历。
老北京深层奥秘
当与老北京贴的那么近之后，迈克尔·麦尔开始写自己的书，他想回答自己的疑问甚至还有一百年以后读者的疑问：原来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时的胡同拆迁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告诉父母他在北京都在忙什么。
迈克尔·麦尔在忙着跟自己的街坊们认识、熟悉、深入交往，并最终把他们写进书里。后来，他有点“无辜”地说，原本以为自己要写的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最后发现写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就是迈克尔·麦尔无意中发现的老北京的深层秘密，在那些四通八达却又稳定封闭的胡同以及四合院中，建筑影响着居民，居民又与建筑融合，两者相互映照，最终构成了一个整体北京。
迈克尔·麦尔在书里仔细地描绘了他的那些街坊，大杂院的实际控制者——老寡妇在他搬进去的第二天早上就数落迈克尔·麦尔贪睡，因为她给他包了饺子，而前一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老寡妇刚刚对迈克尔·麦尔宣布了冷冰冰的规则——“公是公的，私是私的”。事实上，这一规则从未能够约束过老寡妇本人，因为她有另一套解读体系，判断是公是私，老寡妇控制唯一的裁判权。
再会，老北京
面对迈克尔·麦尔时的“强势”完全无法延伸到胡同以外，每天午夜时分，就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不倦工作，又多了一些地方的外墙上被刷上了一个大大的醒目的“拆”，在GDP刺激以及举办奥运的全社会狂热中，最冷静的恐怕只是那些被写上拆字的房子里的居民了，杨梅竹胡同的居民们和炭儿胡同的学生们，他们在胡同中努力保有平静的生活，尽量不去关心外面的世界，居民们把兴趣倾注在和邻居的交往上，孩子们熟悉胡同里的每一株树，他们对于不远处的大会堂和大剧院这些宏伟的建筑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淡然让迈克尔·麦尔都有些吃惊。事实上，人们早已经为将来做着打算，有的人舍不得走，因为不想隔了地气儿，有的人盼着快点离开，因为已经受够了狭窄逼仄没有隐私甚至不那么卫生的胡同生活。
迈克尔·麦尔就在这样的胡同里生活了3年，2008年8月8日，他离开了杨梅竹胡同，和他的那些街坊。他去伦敦完成这本《再会，老北京》（TheLastDaysofOldBeijing），他信奉“Ifyouwriteaboutaplace,yougetonefootinandonefootout”.（若想写一个地方，你需要一脚深入，一脚远离）。
在胡同中居住的三年，迈克尔·麦尔成了一个“胡同串子”，甚至还学会了一口腔调有些奇怪的中文，乱加儿化音对于声音洁癖的人听来简直像是灾难，但迈克尔·麦尔却乐此不疲，现在他口中最正宗的一个中文词汇就是“大栅栏”。
不过，现实中的大栅栏却再也不是正宗的，他的那些邻居的生活随着拆迁都有了改变，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不同境遇的人们能找到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再也回不到过去，迈克尔·麦尔再也联络不到老寡妇，如果未来见到，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认得出来彼此。
不过，现在，整个北京都已经让迈克尔·麦尔觉得有点认不出来了。
这让他颇有些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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