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防疫史：不专恃一种记忆
摘要：当我们的世界中出现越来越多之前没有过的新疫情时，回顾防疫的公共卫生历史，或许能够让我们获得智慧与力量。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极尽公平。而传染病的出现，更是人类的噩梦，它的流行直接击溃人类最脆弱的神经。传染病引发的疫情，除了夺去人们的生命，更有可能引起社会的恐慌与动荡。在传染病流行面前，人类必须采取合理有度的应对方式，唯有此，才能挽救生命，安抚公众，使社会正常运行。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式。
依照这一逻辑，我们面对众多史实时，或可将其视为观察与指导当下的行事模式。人们也渐渐习惯了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于今时今日能够对应的场景，却不为怀旧。这其中的历史就包括中国防疫的历史，防疫工作则催生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
当我们的世界中出现越来越多之前没有过的新疫情时，回顾防疫的公共卫生历史，或许能够让我们获得智慧与力量。
事实上，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晚清政府内部的进步势力才得以第一次正确处置一场瘟疫。
第一场胜利
1911年4月，在时名奉天的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出席的专家学者来自中、美、奥、法、德、英、意、日、墨、荷、俄11国，担任会议主席的是一个中国人——伍连德。
伍连德作为剑桥的公共卫生博士，在东三省遭受鼠疫“袭击”最危难的时刻获得清廷委任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来处置这场在1910年10月12日，由俄国的西伯利亚传至中国境内的满洲里，随即传遍东三省，并有向天津甚至北京扩散趋势的鼠疫。
1910年1月26日，满洲里车站首先发现了鼠疫患者。这段全长530英里的东清铁路，成了满洲里至哈尔滨鼠疫传播的大通道。1910年10月27日，瘟疫传至哈尔滨；10月30日到达长春；11月2日抵达沈阳。
东山省总督锡良在发现疫情之后立刻派遣两名毕业于北洋医学堂的医生赴哈尔滨探查病源，各地巡抚也在第一时间向清廷上奏疫情，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对中国东三省的疫情进行报道。在东三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哈尔滨傅家甸，政府方面开展隔离措施，以期阻隔疫情蔓延。
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的清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博士赶赴东北抗击鼠疫。
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他的学生兼助手林家瑞，携带相应的医学器具、试验用品奔赴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
经过科学研究与分析之后，伍连德向清廷做出九点汇报及相关建议：鼠疫已经在傅家甸流行；鼠疫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对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集中控制人群中的相互传播；与俄国政府合作，对俄方管辖的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加以严格控制；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增加巡逻予以监控；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铁路，一旦出现鼠疫，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和日本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奉天的南满铁路。
清廷很快批准了伍连德所有建议，并派人增援。一切按照伍连德的方案有序进行，甚至包括焚烧因为感染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
那场疫情的死难者的尸体或被掩埋或被堆积在郊外，焚烧尸体与中国的传统与风俗严重相悖，但是在当时确实是隔断传染源的一个必须手段。
情况紧急，伍连德再次上报清廷，请求火葬无法深埋的疫尸。这个建议在清廷中央引起了争议，摄政王载沣以不表态作为自己的表态，此时，施肇基又一次担当了伍连德的坚定支持者，他以科学与理性说服了摄政王，清廷破例批准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的奏报。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没有出现新的鼠疫死亡和感染病例。这场与鼠疫的战斗开始出现胜利的曙光。这是截至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具说服力的防疫胜利，这胜利的获得基于伍连德的专业知识，施肇基的科学与理性，以及清廷当时的开放与开明。
清廷覆亡之后，换上了一个更新的制度，但是疾病却不会因此止步，在民国期间，中国仍旧出现了多次多种疫情，中国开始在这一次一次的防疫战斗中逐渐完善自己的公共卫生建设。
奠基
民国防疫的第一次大考验出现在1917年到1918年，绥远和山西的肺鼠疫考验着当时的北洋政府。
1917年8月，鼠疫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并在绥远境内传播，北洋政府迟至12月13日才得到报告。
北洋政府决定由执掌防疫事务的内务部组织具体防治工作。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之后，检疫委员全绍清率领陆军军医学校的医官和学生180多人到达绥远开始实质性的扑灭疫情的工作，这一天是1918年2月12日，而在1个月前，鼠疫就已经传播至山西大同。
1918年1月1日，内务部曾经电询山西省府有无疫情发生，“而地方知事不知肺鼠疫在潜伏期内传染性之毒烈，皆以无疫入告。”到了1月5日，山西右玉县突然发现致死现象，阎锡山便急令在晋北阻断交通，设置四道防线，均由军队把守，并在太原附近各县加派军队分段检查。
疫情传播初期，阎锡山就根据现代医学确定鼠疫为“有防无治”，随即开展了大规模行之有效的防疫大作战。
山西紧急成立防疫总局，邻疫区各县设立防疫分局，由县知事担任局长，并将防疫组织进一步细化，一直延伸到村一级。在这个体系中，众多官员由于组织防疫不力而被阎锡山撤职和记过。
北洋政府切断了京绥铁路以防止疫情通过人员流动而传播，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则实行了更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他所设的四道防线中，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派重兵把守实施检疫，其他一律阻断。
检疫时，除防疫人员与邮递员凭防疫总局所发的特别通行证予以放行外，“凡来自疫地者，均须截留七日，先以石灰酸水消毒，然后更换制发新衣，送入隔离所内，每日须受医士诊断二次，如有发现病状或疑似病者，立时移入病院，将原之房屋严重消毒，如经过七日无病，给照放行”。山西防疫总局设立了两种形式的临时医院实施救治：疫病院和疑似病院。不同的病例进入不同的病院进行观察治疗。
成型
1918年阎锡山主导下的山西防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从那时开始，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了防疫委员会，制定卫生法规，划定区域防疫并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27年4月设立内政部、署卫生司，掌管卫生行政事宜。后来，卫生署的隶属关系数次变更，但防疫工作始终是卫生部或卫生署的重要职能之一。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卫生部的命令中说：“卫生行政之良否，不惟关系国民体质之强弱，抑且关系到民族之盛衰。吾国对于卫生向多忽视。际兹时代，健全身体，锻炼精神，消除疫病，浔属重要，着即设立卫生部。”
北洋政府曾利用防治1917～1918年绥远、山西一带鼠疫所剩余款，于1919年3月在北京设立中央防疫处。后者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作为永久机构隶属于卫生部，后随南京政府数次迁移。
1930年代，国民政府便开始逐步形成卫生行政与医疗救济相结合的县-乡镇-保三级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将防疫范围扩大，以提高防疫的反应速度。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期间，日军飞机轰炸导致市民死伤严重，蒋介石曾亲自下手令要求做好消毒防疫工作，而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回函则表明其已经令内政部以及重庆市政府切实办理。重庆市政府市长亦回函报告渝市已经“为防疫病起见，即派员加紧防疫注射，并令饬环境卫生队抽派卫生稽查员十二人，人夫役四十八名，组织消毒队十二队，自五月七日起，随带漂白粉石灰等药品，逐日分赴被炸灾区”。
1942年，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蒋介石曾发出训令：“查增进民族健康，为国家基本活力所系，其中应办各项事宜，尤以改良饮水（及防止传染病流行两项为当务之急。应由各省市政府特加注意，务于本年度卫生工作内列入以上两项，切实办理。”
早在1936年，上海市已经开通自来水管道，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又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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