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学的尊严
摘要： 2012，用作家虹影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还是缺少让大多数人服气的作品”。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2012中国作家实力榜——
既是文学温故，也是年度盘点。
我们温故文学曾带给我们阅读上的感动，也在检阅近几年中国严肃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准。
2012，用作家虹影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还是缺少让大多数人服气的作品”。在采访中，很多人都说已有几年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了。文学寂寞，但文学事件则热闹，从2012年初韩寒的“抄袭门”、100位作家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年底“诺奖争议”，这既是中国作家近年来道德滑坡的集中体现，也让文学获得了荣誉。莫言获奖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反而撕裂了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热闹的文学背后，反而是一地鸡毛，这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
文学衰落是必然？
为了弥补第一届“中国作家实力榜”评选中的仓促，2012年的评选我们在几个月前就把提名名单分发给了出版社编辑、评论家和作家，希望他们能筛选和补充优秀的作家作品，可大家提供的几乎全是上世纪80年代成功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先锋作家作品，对近几年的小说没有太深的印象。曾写作《天亮说分手》的畅销书作家，也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负责人的陈之川先生就说他近几年几乎不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学非常失望。诗人，也是专栏作家的何三坡先生也说他很难找出这几年好的作品，也几乎不关注当代文学了，而是转向了电影剧本的创作。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做过出版商，对同为军艺出身的莫言、阎连科非常推崇，认为莫言的语言爆炸很有特点，阎连科的作品题材好、现实主义写作，而且有悲悯心，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比较少有的。
遗憾的是，莫言从《丰乳肥臀》后转向了城市题材，《红树林》、《师傅越来越幽默》并不成功，后来的《檀香刑》转向了历史、传奇，比较新的作品《蛙》是现实主义题材，反映村镇计生，但书的结尾为“姑姑”开脱又消解了抗争，认为我们杀死胎儿是不得已，这是让很多读者不能认同的原因，觉得从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看不到良心、个人尊严和精神价值。
曾宣布“小说已死”的先锋作家马原，2012年回归文坛，5月份出版了小说《牛鬼蛇神》，让部分评论家惊艳但并没有获得读者的青睐。在广州举行的一场题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沙龙上，马原表示，今天的小说已经没有经典可言，写作越来越娱乐化，读者越来越粉丝化。网络等新媒体培养出了新的作家，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和传统文学相比，已经不是同一样东西了！以此看，“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极少被阅读。电视剧作家已经取代了过去作家的功能。过去意义上的小说确实已经死了。”
在他看来，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边缘化，读现在的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其次，当下作家受到的待遇，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网络、电视、电影，这些传播方式都在分流读者，作家阎连科说电子等多媒体对文学的冲击并不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事，而是快20年了。他不认同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是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严肃文学的读者群体本来就少，如果一本书销售上百万册、200万册，那不就成了郭敬明他们了吗？“文学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并不是中国才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繁荣，那是特有的现象，不是文学的常态，所以说文学是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而不是被边缘化了。”
看苦难不如玩穿越？
读者越来越少，或者说变得越来越粉丝化，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远离读者的内心需求还是读者的文化素养在下降？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版上百万的销量似乎又不能说明读者不识货，《霍乱时期的爱情》依然是2012年的畅销书并成为文学话题，说明读者还是渴望从文学作品中找到情感的认同和精神价值。作家虹影说还是因为缺少让大家服气的作品，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为何让几代读者难忘，就在于他们创造了各自的文学世界，而我们从近几年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能获得一种共同的认同。
作家野夫也说，“我敢说中国现在活跃的作家几乎都没有超越他们的80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出现了井喷期，可说是思想的“黄金时代”，但随之而来的变革和90年代的快速市场化，文学在慢慢走向专业工具化，一部分为了迎合消费，把低俗变成了趣味，把暴力变成了卖点，著名评论家朱大可认为当下的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青年学者傅国涌也认为，任何文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作品，首先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环境或者语境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去评价文学作品。“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由此出发他认为，“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
我们所说的文学主动放弃了对人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冲突的关注，就是不与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发生关系，也就会成为马原所说的“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边缘化”，德国文学评论家顾斌也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缺乏对人的心灵的描述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作家阎连科并不认为当代文学不关心现实，他认为余华的《兄弟》、莫言的《蛙》、贾平凹的《秦腔》、格非的《春尽江南》等都在关注当下的生活，而且是非常不错的作品。
他们主动放弃了言说？
一个读者在采访中抱怨，我以前非常喜欢余华，《活着》我看了几遍，可最近却非常厌恶，他们所有的行为最后只是为了活着。现实的苦难在《兄弟》里也有，可苦难完了还是苦难，莫言的小说也是，充满了暴力、原始的欲望，一切严肃的东西最后又被传奇、神话故事等消解了，所有的严肃最后都没了，让人进入完全的虚无。一个媒体人也说，我以前是一个文学青年，很喜欢余华、苏童、刘震云，可我从他们的作品里已经看不到真诚了，这是他们作为作家的狡猾，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创作，肯定有他们的考虑，但现实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们就不想再到小说里去体验了，因为现实更残忍，所以我宁可去看一些穿越、灵异小说，至少还可以获得一点精神的慰藉。
他们反映了很多读者的阅读感受，读者已经不能从小说里获取他们的精神需要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窄，文学恰恰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并能在读者中形成共鸣，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电视等强势媒体的出现，读者获得信息的平台很多，他们已经不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取信息和常识，而是想得到信息之外的精神认同，可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物化的表面，满足于对现象的描写，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缺少思想含量，更缺少一种现实批判和担当的勇气，更缺少灵魂的叩问，自然也就得不到读者的认同和尊重。
思想学者丁东说“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他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学者袁伟时曾总结说：“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结果一说思想解放，就往男女关系上解放。”
哲学学者赵林用“短平快”、“麦当劳化”、“好莱坞化”来形容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印象，中国文学已经成为看过即忘的“一次性消费品”。他认为这对于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意义，而现在似乎走过了头，思想和灵魂似乎都已经“不合时宜”。
而2012年韩寒的“抄袭门”、作家抄写“延安文艺讲话”，更让学者质疑中国作家的道德水准，丁东反问记者：“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
有值得尊重的作家吗？
“抄写讲话”难免成为莫言被质疑的原因，但莫言不能认同这种“道德绑架”，他在诺奖演讲中用三个故事回应了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指责，并认为讲故事，用作品反抗现实是小说家的责任，怎么写小说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权利，而当一个作家获得了荣誉，大众期待他有所担当也是无可厚非，莫言也可保持沉默，可他对审查制度的发言与认为一个作家在完全自由状态下写不出伟大作品等，虽然充满着生存的智慧，但却没有考虑到还有多少作家作品无法出版。野夫就说：“莫言可以用自己的聪明躲过审查制度，但他没有想过中国还有很多作家作品不能出来，还有很多人在受到伤害，这明显是一种缺少担当。”
野夫觉得我们应为减少这个社会的黑暗发一分光，他不仅在作品中抗争，也在身体力行，从事公益事业，并对公共事务发言。他的《乡关何处》因此成为2012年一本热门书，被多家媒体评为“近年来少有的描写边缘人群体生存困境的书”。
这些故人、旧事，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记忆，他给我们提供了民间修史的范例，也揭示出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让这些死去的人有了价值。野夫认为“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从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字之所以让人敬畏就在于他们坚持良心的写作，当社会普遍黑暗时，我们还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到良知、正义，所以中国的经典文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肯定了侠义、道义，在如今道义已经式微的社会，我们更要坚持这样的言说传统。
阎连科也认为中国缺少信仰，但中国传统文人还有一块净地，那就是自然田园，像陶渊明的“桃花源”，可如今的城市化，已让这些记忆和文化传统都在遭到破坏，他2012年出版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就是对自己种菜生活的追忆，当家园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只能从想象中找到一种生活的尊严，所以这些年他说尽管为了书能出版，也有所妥协，但他还是要坚持，要坚持自由的表达，他说当我们满足了物质的需求后，更会觉得精神生活的重要。
虹影在《好儿女花》里也写了记忆和苦难，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变迁也是中国在改革30年来的时代变化，但虹影说她并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向着光的地方而去，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气质。
王安忆在《天香》里延续了“女性意识”写作，并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她拒绝抄写“延安讲话”获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有的作品没有在内地出版，但他们依然在保持思考，这些探索和坚持其实都在指向文学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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