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杨旭：当代水墨还缺乏独立价值判断
摘要：“当代水墨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价值判断，完全是受市场和外界左右。”杨旭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眉宇间带着一种忧伤，性情却是草原般豪放；灵魂里藏着悲悯，对生命有着深刻的忧患和紧迫感，从英雄系列、平民系列到少数民族题材、宗教题材，杨旭笔端流淌的情怀就是真、善、美。
有时杨旭把自己放在作品里，去感受普通生命的快乐和忧伤，若干年后，那是画家在一个时代的感怀和呐喊。用深情关注芸芸众生，用朴素感受他们的心声，用笔墨再现他们的身影，多种题材和风格的自由变换让杨旭得到了认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已有的名气，而是他走入了人物或高贵或平凡的灵魂。
从英雄画到平民
杨旭小时候有一次偶然去父亲的办公室，看到父亲正站在梯子上，画一幅毛主席像，那幅画差不多有一面墙那么大，他被当时的情景震憾了。杨旭的父亲曾经画过很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并得到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接见，一些画家朋友经常到杨旭家喝酒聊天。耳濡目染之下，年少的杨旭以画画打发枯燥的时光，一直到他去工厂上班后，业余时间几乎都在画画中度过。
“男人活一辈子就大喊一声，惨烈一些。”内蒙古长大的杨旭个性豪迈奔放，不喜欢画花花草草。60后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从他懂事起，接受的都是英雄主义教育，对雷锋、欧阳海等英雄人物无比崇拜，每次看到讲述英雄人物的文章，杨旭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他的第一次画展就是由100幅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画组成。30岁出头的他就举办了如此大型展览，在受到赞誉的同时，他也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局限。
范曾是杨旭最崇拜的画家，1993年经荣宝斋米景扬先生引荐，杨旭来到南开大学跟范曾学画。“跟范先生更多学习到的是艺术精神，提高你的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他很少讲技法，他首先让你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然后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
1997年，杨旭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画系，他请同学为他写了一个“改造人生”的横幅，贴在画桌上方作为“座右铭”，直到今天这个横幅还挂在他画室的门楣上。
在杨旭生长的包头有很多山西和陕西人，他们将家乡的风土人情也带到了当地。2004年夏天，杨旭背着照相机走进了包头附近转龙藏一带的一个菜市场，市场中卖菜的、卖水果的、卖早点的老百姓普通而真实的生活场景，让他感受到了之前没有过的另一种情感。那一天，杨旭拍了上百张照片，在回到家里细看的过程中，有了要和他们做朋友的冲动。
这之后，杨旭不断地走进市场，走上街头地摊，与钉鞋的、卖饼子的、卖地瓜的、卖报纸的、蹬三轮的、售爆米花的……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最初很多人不认为杨旭是个画家，在他们心里，画家怎么可能有空“混”在他们中间呢？接触久了，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与他一同分享人生酸甜苦辣。
杨旭感觉到小人物也是支撑社会的非常重要的脊梁，佛教说“众生皆佛”，只要有向善之心都可以成就人生的圆满。几年中，杨旭收集整理了几百个普通老百姓的资料，并把部分人的生活画到了他的《喜讯》、《亮书》、《众生皆佛》等民生系列作品中。
“我把自己画在作品里面，我们就是老百姓，同甘共苦的人，对他们的快乐忧愁感同身受，他们的人生故事同你有所关联，若干年后，这就是画家给时代留下的例证。”人物画最能直接表达人性，记录所生活时代的状况和看法，杨旭认为这是人物画家的社会责任。
真实就是力量
人物画的道路非常艰难，到一定年龄之后，画家人物造型能力就面临退化。杨旭不赞成有的画家刻意地玩风格，他能画很多种风格，50岁之前做加法，不断吸收填充自己，50岁之后做减法，表达自己内心真正想表达的，先有再无。
杨旭从来不强求自己要画成什么样，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他不想把自己拘于一种模式，认为那是偷懒和程式化。他的画以写实人物为主线，画面表达一种清新淡雅，人物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但人物的眼神中也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画的弥勒佛是笑中带有思考，向往天人合一，人没有争斗、负担的恬静生活。每个人都有痛苦，没有必要担忧，尽力而为。”
追求雅俗共赏非常艰难，要能画一些能够进入艺术殿堂的作品，也能画寻常百姓家里挂的作品。“我是个笨人，进步总是很艰难，一寸寸地向前走。”杨旭觉得绘画过程越攀登越艰难，这个过程让你欲罢不能，痛定思痛后，又前进一小段，瓶颈在所难免。“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曾导致一代人传统文化的缺失，天文、历史、地理、美学、哲学等各学科需要补课，人物画家一生都要严格把握造型，永远处于不断学习的状态，达到形神兼备，需要读懂所画人物的内心，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表达，只要人物具有真善美的价值，我就去画。”为了真实地表达刘胡兰，杨旭曾经3次去刘胡兰的家乡山西云周西村，走访了7位目击刘胡兰牺牲过程的老人，带回了很多实地图片和访谈记录。
他同样向往西藏的纯净和神秘，在1994年第一次进藏时，杨旭坐上了一辆小客车，他给了司机10元，谈好停一次车2元，一遇到风景或者藏民，他就喊停车，然后跳下车迅速拍照。有一次，杨旭到了甘南某处后发现景色非常美，就下了车，没想到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藏民，沿途却发现了一些残缺不全的羊尸体，但是再往回走也没有出路，在恐惧和饥饿中，杨旭又走了三个多小时后，才终于看到一户藏民人家，一位藏族老奶奶给他做了一顿让他至今难忘的饭菜，一碗方便面加一个荷包蛋。
《多多一家》是来自玉树的藏族一家四口，女儿有一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无法治愈，他们变卖了所有家产后开始“走经”，到青海塔尔寺朝拜。杨旭遇到他们时，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让母亲和儿子也生了病，但他们依然乐观和虔诚，没有丝毫抱怨，在杨旭的笔下露出灿烂真诚的笑容。这样的情怀也同样来自于杨旭的内心。
“当代水墨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价值判断，完全是受市场和外界左右。”杨旭说，“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真实就是力量，我们首先要用一种真实的独立的姿态去面对生活、面对绘画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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