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摄影家毕远月：用镜头化无趣为有趣
摘要：对于毕远月来说，这是工作，更是生活，他内心所念想的不仅仅是对异域的向往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完成了一个为期很短的拍摄工作之后，毕远月来到了北京。
这并非他离开中国并成为知名摄影师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举办摄影讲座。
作为资深旅人、摄影师和作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游走在世界各地，将摄影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自己的工作，利用自己的兴趣谋生。这使得他看上去比很多人幸运。更为幸运的是在很多可遇而不可求的现场，他不曾缺席，并且用相机记录下了那里发生的事。
每年超过90%的时间在外拍摄，在这种工作状态之下，毕远月走过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包括亚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绘制了一张炫目的“行摄地图”。
乡关何处
11月的北京，空气寒凉清冷，其中游荡着每个冬天中国北方都不会缺席的浑浊不安。
毕远月就坐在北京一处知名文化园区的小咖啡馆里，脸上带着这些年见多识广的平静微笑。咖啡馆里同外面的空气几乎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这里多了屋顶和透明的玻璃墙。
就像北京彼时的空气一样，透明，却内涵丰富，所以，毕远月对于人们给出的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的简单评价并不满意，显然，这个以摄影为业的中年男子并不接受别人用简单的一个词两个字标定他的属性和特质。
当时的情景是，毕远月笑着否认了自己是个有趣的人, 他甚至会反弹似地解构“有趣”这个词，当然，在这个解构过程中，毕远月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不过他很愿意告诉人们他所认为的有趣是怎样的。
“有趣的反面是无趣，有很多东西人看了会觉得无趣，为什么？因为很呆板，很贫乏。”
毕远月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说事儿”，因为这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与公众沟通的最直接渠道。
“照片有趣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以是比较和颜悦色的有趣，有的时候甚至是把图片拍得坏坏的有趣——把它拍斜掉歪掉，”毕远月说，“我觉得不要太呆板，就会变得比较有趣。”
毕远月的人生显然毫不呆板，甚至从一开始便充满乐趣。父族来自山西，母族来自河北，自己出生在上海，这种“复杂”的出身让他成了“没有籍贯”的人。当被问起他自己是不是有身为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时，他会挑战似地要求对方给出一个关于“是哪里人”的定义，当然即便有了这个定义，他也不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他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地域根本不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因为父母都算是北方人，尽管出生在上海，毕远月还是从很小的时候便有机会到达北方，不过在这里他受到的礼遇中就包括了被人们一看就说“你一看就是上海人”，类似的待遇他在上海也享受过，只不过内容发生逆转，原生的上海人说的是，“你一看就是北方人”。毕远月学会了用一种圆滑的表达方式来完结这种被两个阵营——如果这种阵营壁垒存在的话——都视为属于对方的局面，他说，我生活在上海，在北方家庭长大。
尽管“在北方家庭长大”，毕远月还是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他回忆起曾经跟自己的一个上司说上海话的情景，那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对话空间，两个人都来自于上海，用上海话说起一些俚语与典故自然会有上海人才会明白的笑点。那时候，毕远月和他的对话对象都在美国。
对于毕远月来说，来自哪里毫不重要，甚至他都不愿意为自己划定一个身份归属，在他看来，自己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归属，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安全感，因为——“我不需要安全感”，就像他不需要身份认同一样，他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不认为自己是巴黎人，他只愿意说自己是华人。
毕远月离开中国前，回到老家探访祖父的坟茔，离开居住了8年的巴黎之后又会想念这个曾经被他认为“很烦”的城市，尽管每日里的工作是向外走，但是他的内心也许是一直朝向乡关的吧。
无趣的有趣
到美国，是毕远月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在上海的大学中，毕远月专修历史，不过到了美国，他却转而修习艺术。
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选择，但是对毕远月来说却毫无违和之感，因为他说自己从不认为自己的经历必定要跟自己的教育背景存在很大关系。
毕远月庆幸自己没有在参加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对于艺术的喜好，“其实很长时间以来，艺术对我来说一直是蛮感兴趣的东西，国外有条件可以学，而且我又很幸运地能拿到奖学金。”就像本科学习历史之后转投艺术一样，毕远月最终的职业选择又跨越了一个小小的种类，他成了摄影师。
不过之前的教育积累显然使得他在这个领域中能够做得更为得心应手，毕远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为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方便，“因为做我们这一行必须是一个杂家，到了一些地方，特别是拍与人文相关的故事，就必须理解它背后是什么东西。”
毕远月提起在南美洲拍的一组照片，那是一个宗教仪式，与欧洲不同的是，信众都是在户外而非教堂内。这是一个与历史知识相关的典故，“当罗马天主教征服那里的时候，当地的原住民还是崇拜日月星辰而非上帝，于是所有的宗教互动都是在户外进行，征服者们要求原住民进入教堂崇拜天主，原住民反抗，于是杀戮开始，最终是征服者妥协，你信奉我的天主，我接受你们在户外做弥撒。”毕远月在完成拍摄很久之后对人们讲起这个典故时，平静的语调之下潜伏着对被湮灭在时光里的历史真实重新挖掘之后的掩饰不住的喜悦，“知道这个典故，在拍摄的时候，在那个场景中的时候，你所拍到的，诠释出的，感受到的，都不太一样。”
这是毕远月的拍摄工作中有趣的部分，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还有不那么有趣的部分，或者说，是很无趣。因为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再有趣的事情也会改变味道。
“旅行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非常向往，攒的钱，攒的时间，然后出去好好玩一趟，我有的时候说始终不断地在旅行，到最后会觉得无趣。但是反过来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工作就要做好。”
因为是工作，哪怕是无趣的事情，也要接受，不过毕远月还是有自己的办法，他会想办法把无趣变成有趣。
“前一段时间我去拍了一个巧克力工厂，其实是一个很没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最后我发现裹上糖衣的巧克力豆和半成品装在不一样的罐子里，颜色会很有意思，后来我就在征得允许的情况下，挪动了那些罐子的位置，试图制造一张比较有趣的照片，我觉得什么事情打破常规了，打破繁冗的思维的套路，一反常态，就会比按部就班，比老套思维，比常规有趣”。
现实的浪漫
摄影师的职业让人们难免会想当然地把毕远月视为理想主义者，这在当下几乎是一种表扬，但是毕远月却不领情，他坦言自己是个绝对实际的人，不过仍旧解释说这并非代表自己不理想主义以及不浪漫。“做摄影师其实是一个特别苦特别累的事情，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烦，摄影师就是个行当，就是一头能够想一想问题，能够识路标，能够思考，能够拍照的驴子，还要驮着东西。有很多东西去浪漫化它，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实际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安全，有过被洗劫经历的毕远月对安全的重要性感受深刻，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每次出行，无论是从开始的计划，还是到具体的装备。
这种细心的安排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尽管曾经每到一地，他都会收集当地的折刀作为纪念物，不过显然，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武器”面对危险时，似乎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
毕远月庆幸自己在工作之前就知道自己的喜好，这被他视为自己的幸运，就是因为这份幸运，他以自己喜欢的事为工作，在过去的时间里，从美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回到美国。在巴黎住过8年之后，他出版了《巴黎，很烦人》，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与一个傲娇的巴黎市民的双重身份将巴黎这座城的日常点滴写成文字配上图片，讲给人们听。
搬离巴黎之后，他进行了一次穿越美国的长途旅行，之后便有了《亚美利加的天方夜谭》，现在，毕远月搬回美国，住在亚利桑那州，并且一直在拍摄，当被问及是否有一个将要停下来的时刻，他会回答，会一直拍到退休吧。
尽管说自己会做到有一天做不动为止，但是毕远月会毫不遮掩地透露自己的底线，尽管热爱，但是并未能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没有家庭重要，没有我的生活重要，更没有我的生命重要，我看到有的人会站在悬崖边上拍张照片，我绝对不干这样的事情。对于毕远月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我的工作，能干好就干好，把它干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尽办法干，而且我也特别享受这个过程，但我不会冒生命风险，我尽量不牺牲我的家庭生活去做这件事情。”
事实上，毕远月也在践行自己的这一准则，在他的旅行摄影计划中有一些遗憾，直到很多年之后都没能解决，比如说去马里。
那里有一场向泥土建造的清真寺外墙上糊上新泥的宗教活动，毕远月计划了很久要去那里拍摄，不过这个计划迁延了太久，直到2011年本已经将要成行，但是那里军事政变之后的局势仍旧不安定，他又一次放弃。“我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安全的地方我绝对不去。”他说。
对于毕远月来说，这是工作，更是生活，他内心所念想的不仅仅是对异域的向往，更是一种心灵的亲近，因为对于一个旅行摄影师来说，所到之处，便是故乡。
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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