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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路径

作者:刘卫平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1-28 22:59:00

摘要:全球经济再平衡表面上是实现外部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实质上则是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消费、储蓄、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平衡。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路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经济学、法学博士 刘卫平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迅速向保护主义这一对自由贸易政策有着巨大冲击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主要的任务。
    全球经济再平衡表面上是实现外部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实质上则是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消费、储蓄、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平衡。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
    在内部路径方面,第一,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受制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和传统消费观念,中国私人消费仍然增长乏力。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实现收入均等化是刺激消费也是稳定社会的首要路径。现有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推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但忽视了机会均等化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基础上,更要强化在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均等化,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负,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使私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他国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最终加工装配制成品的“转嫁性”出口,这体现了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升级,从而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仍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营造创新这一商业活动所必需的土壤,这比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第三,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将经常项目盈余留在国内使用,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之一。
    在外部路径方面,第一,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G20比G8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当前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更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势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拥有较之以往的更大话语权。中国需联合“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国际政策协调,扭转失衡的循环机制,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二,加强与美日欧的双边、多边经济协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协调,中美是此次失衡最重要的顺差方和逆差方,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中国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两国经济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结构上的再平衡,则全球经济再平衡水到渠成。但这需要中美两个大国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国内、国际政策。
    第三,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商品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因此受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必须重视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同时,中国也应不断扩大进口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削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决定了失衡循环机制的方向性——盈余以美元资产回流美国支撑其高消费,同时也成为美国低成本向外转嫁危机的基础。因此,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多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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