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纠缠历史的恩怨

    近期，增订版《走出白色恐怖》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不厚的回忆录并未在历史的恩怨中纠缠，正如它的作者，耶鲁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汉学家孙康宜在序言中所言：它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那些曾经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一言难尽。
    孙康宜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父母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漂洋过海到了台湾，三岁时“二·二八”事件爆发，不到六岁时的一个深夜，多名军警突然闯入她家，用手铐押走了父亲孙裕光——那时正值台湾白色恐怖年代。
    厄运就此降临，由于受到孙康宜大舅、台湾“鹿窟事件”领袖陈本江的牵连，孙裕光蒙冤入狱十年，先后关押在绿岛和台北新店军人监狱。母亲陈玉真带着孙康宜及其两个弟弟避居林园乡下，母亲以开洋裁班维持生计。
    2002年，孙康宜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回忆录《把苦难收入行囊》（《走出白色恐怖》初版），尝试用更温暖的方式描述这段苦难。
    2012年，该书在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增订版，除了将书名恢复为本名《走出白色恐怖》外，增加了“大弟游绿岛”一节，还增补了对作者大舅陈本江以及“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等人参加左翼运动的介绍等。
    近日，孙康宜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以及整个台湾的变化。
    此中有真痛欲辩已无言
    《华夏时报》：回叙白色恐怖这段历史，你个人最困难的是什么？
    孙康宜：主要是需要找到一个说话的切入点。如同王德威教授在增订版序言中所说：“一旦提起笔来，孙康宜才了解她自己又何尝不深陷失语的痛苦？”“失语的痛苦不只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更是因为当事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创伤。”往事真的不堪回首。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我不知从何说起。当年在台湾的成长经历，我一向对家人所遭遇的政治苦难保持沉默，除非不得已，否则决不向任何人说起有关父亲被捕的事。现在既然人已到美国，而且几十年过去，台湾早已解严，应当说可以自由畅所欲言了吧。但不然，我发现最大的挑战正是如何找到合适的话语，如何写出过去所经历的那段苦难。
    记得最难下笔的就是开头第一章。开始写第一章时，我边写边流泪，觉得再流下去会弄得无法收拾，或许应当放弃写书的念头了。但后来仍努力坚持，终于写完了那一章。奇妙的是，那以后，内心开始变得平静，而且语言像流水一般。
    《华夏时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很多历史的经历者往往产生“失语”状态，您觉得最大原因是什么？
    孙康宜：正如我以上所说，许多历史的经历者都会感到，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不知从何说起。六朝诗人鲍照早已在他的《芜城赋》中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意思是说，多年之后，逝者已矣，还有什么可说的？另外，语言文字本身也有局限性，尤其是关于恐怖和痛苦的经验，很难一时述说出来。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此中有真痛，欲辩已无言。”
    《华夏时报》：苦难、与亲人的分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康宜：对我来说，苦难是人生必经的功课。我至今一直记得母亲当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幼年受苦总比中年受苦好。”在我成长的年代，母亲的那句话无疑振奋了我，使我学到凡事不要怨天尤人，无论如何也要借着受苦的机会来努力学习人生的教训。
    至于与亲人的分离，在我幼年时一直是令人伤心的事。父亲长年坐牢，母亲一旦生病，我们姐弟三人就必须分住到远处的亲戚家中。但我也因此学会如何在多变的世界里，尽量珍惜与家人的短暂聚合。如今双亲已相继去世，我更加体会到生命短促的现实，只希望趁着余生努力做我自己应当做的事。
    《华夏时报》：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你的同辈作家往往展现的是诉苦、怨恨等控诉文学，而您则有一种感恩的态度，请问你这种态度的出发点是什么？
    孙康宜：我一向不喜欢用诉苦和怨恨来对待人生，总希望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比较喜欢继续往前看，这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过得更有意义。但这并不表示我随便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感恩”，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计较过去的恩怨，我深信前面还有更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最近上海华东师大的唐小兵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拙作的书评，我觉得他把我的人生态度说得一针见血，令我感动。他说：《走出白色恐怖》的书名本身就隐含了作者写作的深层动因，那就是不再纠缠于历史的恩怨与清算。
    历史自有定论
    《华夏时报》：是否已原谅谷正文先生了（谷正文是台湾“保密局”前局长，当年抓捕了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后曾给孙康宜姐弟的转学和留学开具相关证明）？
    孙康宜：我个人对谷正文先生，无所谓原不原谅，就如我不久前在一个访谈中所说，有关谷正文在白色恐怖期间为国民党“保密局”所做的一切（包括无数冤案、错案），以及他自己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中公布的那些抓人和杀人的经验，历史自然会有定论。
    我唯一希望的是历史不再重演，不再让任何一个政权容许像谷先生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审判人、杀人。如果不是当年台湾的国民政府授权于谷先生，让他借着“保密局”名义拥有这么大权力，他后来也不会如此津津乐道自己过去的行为。所以关于谷正文先生，我也不愿再去纠缠其中的恩怨了，就让历史去下定论吧。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台湾对“二·二八”、“白色恐怖”历史的反思？
    孙康宜：有关台湾对“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历史的反思，我并不太熟悉其中的细节。但我一直记得1997年2月28日那天（即“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报上登载台北新公园正式开辟“二·二八”纪念馆的消息，同时该馆还展出有关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民众向陈仪政府所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的详细说明。当时我读到这个消息，很是感动。台湾显然已经走出了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已进入成熟的民主时代了（但不久前又听说，这个“二·二八”纪念馆已于2010年4月被正式拆除）。
    台湾的记忆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台湾“白色恐怖”和大陆的“文革”有何异同？是否仅仅是受害者是“个人”和“集体”的区别？
    孙康宜：不久前在与燕舞（张彦武）先生的访谈中，我的确说过两种“恐怖”最大不同是：台湾的“白色恐怖”较注重对某些“个人”的迫害，而大陆的“文革”却是“集体”的。当然，这并非两者唯一区别。如果说大陆的“文革”主要是反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至少没有反知识分子的总趋势——虽然许多被冤枉的政治犯（例如我父亲）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中国台湾政府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尊重，也无形中救了不少政治犯的儿女。在当年的台湾，只要会念书，即使是政治犯的儿女（只要保持沉默，不乱说话）也照样可以拿奖学金。　
    然而，不论台湾或是大陆的“恐怖”，只要一个人不幸受到政治迫害，不论走在哪儿，作为受害者都同样会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中。我在书中曾提到，即使后来父亲已经出狱，我们家仍屡次遭到三更半夜被“查户口”的威胁，所以心里还是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恐惧感。1978年２月我父母终于幸运地离开台湾，但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却一直坐立不安，不断地左右顾盼，生怕有“保密局”的人又把他们抓了回去。直到抵达美国的洛杉矶机场，他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可谓“虎口余生”也。　　
    《华夏时报》：你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主社会，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孙康宜：从威权制度一下子改变为民主制度，需要长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把台湾昨日的“恐怖”和今日的“民主”相互比较，就会发现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今日台湾，一个人不论如何批评政府，一般都不会被抓去坐牢。
    然而，我还必须说明，如果台湾要建立一个深厚而长远的民主传统，每个公民还得努力培养对别人和公共利益的基本尊重。换言之，除了拥有个人的权利以外，一个公民还必须对整个社会付出应有的义务。
   

 书的介绍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为了坚守最后的弹丸之地，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当时被捕处死或遭受长期监禁者，保守的估计约有八千人之多，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将近三万件，而被罗织株连，或遭误审冤狱的例子，更不在少数。白色恐怖的打击对象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军人、农民、工人；左翼和社会民主运动分子则首当其冲。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作者认为那段生命中的患难，并非人生的缺陷，而是心灵的资产，她也要纪念一个个在极权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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