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强盗”与书生

　　华夏时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可以想象，倘若不是斯人已去，张贤亮这个在大部分人眼中略显久远的名字或许永远也不会高密度地被人们提及。而当人们在梳理其个人历史时，才有些惊讶地发现，这个名字背后的纠结甚至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就像文学评论家许子东概括的那样：张贤亮，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屈辱、才华和弱点于一身。

　　就连张贤亮自己也不否认：“在我身上集中了强盗、流氓、劳改犯、书生、英雄、作家等等各种人的特性，我就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时代的混沌与多变在张贤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忍饥挨饿，历经苦难，也曾纵情享乐，富甲一方；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你似乎很难找到任何一位如此对立与错位的作家。

　　这种对立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一窥究竟，正如小说家曹寇所言：“张贤亮作为一位政治受害者和生理受难者，文革结束后，他的题材选择和书写方式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属于一种艺术上的诚实。”

　　对立人生

　　以旁观者的身份，张贤亮的故事从1957年开始。这一年，21岁年少轻狂的张贤亮发表了一组名为《大风歌》的诗歌。以今人的审美取向，这组诗乏善可陈，开头一连串“我来了！”颇具时代特色。但正是因为这组诗，张贤亮次年被打为“右派”，于是，在其22岁至44岁的黄金岁月，张贤亮的生活囿于一桥之隔的西湖农场和南梁农场之间，一边是劳改，另一边则是“戴着帽子”劳动。

　　在写给《收获》杂志一篇名为《美丽》的专栏中，张贤亮详尽回忆了他的苦难。“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以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

　　1979年9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贤亮得以平反，恢复名誉。他自己坦言：“平反了以后，写作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事实上，作为作家的张贤亮，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被文学滋润的黄金岁月完成，包括《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灵与肉》、《习惯死亡》……其内容也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彼时文学的禁区。

　　但因诗遭难的张贤亮不再写诗了，在他看来，诗歌与小说似乎也呈现某种对立关系。他这样解释道：“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相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真相只能让人沉思和冷静……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文人从商

　　当然，张贤亮更为彻底的对立无疑来自那段为人所知的“文人从商”。

　　1961年，还在劳改的张贤亮认识了一个地方，镇北堡，它也被写进了《绿化树》里，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像整个时代一样，突然焕发新颜。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用自己的版税做抵押，创办了后来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两年之后，国家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必须和第三产业脱钩，张贤亮就此成为民营企业家。直至今日，这座似乎已远离辉煌的影视城也是宁夏一张不可或缺的“文化名片”。而作为宁夏商界的风云人物，张贤亮早就被“封”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首富”。

　　张贤亮很认同这次外人眼中的“错位”，还总结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并在1997年发表了长篇散文《小说中国》，充分阐述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劳者有其资”，“为资本主义平反”和私有财产社会化的论点，在那个年代喊出了“私有制万岁”。

　　张贤亮还从另一个也许只有他才拥有的视角阐释了商人身份。“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身份与作品表达的错位

　　无可否认，被历史记住的，注定是作为作家的张贤亮。

　　写作、经商、交错迷离的两性关系，这样一种错位而又复杂的社会身份，无论在其实际生活还是作品表达中都有充分的展开和呈现。因为公开承认与众不同的婚恋观，表面上张贤亮看上去是一个坦率的人，但实际上，这种坦率正如其潜在的写作动机与成功的商业操作一样，都充满了一种老谋深算的策略意识，带有这个时代明显的投机与功利主义色彩。

　　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与这个时代成功的互动，成就了张贤亮炫亮而充满争议的一生，而张贤亮的人生轨迹，也充分印证了这个时代的复杂与迷乱。

　　尽管在不少评论者眼中，张贤亮的作品在思想层面并不令人信服，但正如曹寇所言：“张贤亮向我们提供了个体在一种极端状态下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景观。它既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正确性’和可读性，亦有文学本身的‘惯性’和号召力。”

　　在代表作《绿化树》里，张贤亮似乎每一页都会写到食物，这种饥饿感被反复低吟，甚至会出现“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这样的语句。

　　当然，同样饥饿的还包括主人公的身体。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张贤亮小说中对身体与欲望的开拓性描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其劳改岁月——充满无尽变数的政治风波也在最细微之处影响着每个人的私生活。张贤亮坦言，身处“牛棚”之中，最平常的欢愉，就是谈论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

　　这些丰富的“性知识”被当作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心理防卫机制”，挥洒在了张贤亮的作品里，这自然引发一些人的不适。《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曾在文中回忆，当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刊登后，遭到很多女作家的抗议，冰心甚至写信给巴金，让巴金“管一管”，但巴金当时给出的回复是，这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没有迎合市场化的倾向。

　　事实上，张贤亮早已承认，他有着同辈人不可接受的婚恋观，曾公开表示有过许多情人。“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到了今天这一步。政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过，当时代敞开新的大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渐渐疏离，作为小说家的张贤亮也渐渐与时代脱离。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所言：“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逐渐使文学中的人性描写突显出来，但张贤亮依然没有脱离惯常的叙事逻辑，还在试图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中挖掘伤痕的美感。他依靠时代的一种背景来确认和放大作品的意义，但时代已发生了变化。因此基本上在80年代，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张贤亮的作品就开始与这个时代脱节了。”

　　但不管怎样，倘若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被总结，那么就像专栏作家雷晓宇对这位老人的概述：“张贤亮曾对政治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以及巨大的困惑。当一个人在饥饿、性压抑并且丧失自由的情形下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时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权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张命运。不过，当他的后半生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成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也尽量调整到接近零的状态。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没被落下。用时髦的话说，他算是‘与时俱进’。用刻薄点的话说，他算是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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