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融通试点更需价值理性

杨国英

    在8月27日沪深交易所、中国证券金融股份公司分别发布关于转融通的相关试行法规以及试行细则之后，8月30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公司正式启动转融通业务试点，由此延迟达2年之久的转融通业务终于开闸。
    但是，这并非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制度设计，而是极其不对称的。“重融资、轻投资”的惯性政策逻辑在这里一览无遗，旨在形成价格发现功能的做空机制更是大打折扣——虽然对参与融资者设定了包括“标的股”、额度等诸多限制，但是，与之相比，转融券却以“尚需准备”之名，其正式启动试点被持续后延。
    这貌似可以理解，就转融券业务试点的技术环节而言，是要比转融资业务相对复杂，似乎亦需要更长的技术准备时间。
    但是，这显然不是持续推迟转融券业务试点的根本原因。此次仅启动转融资业务、而延缓启动转融券业务，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当下A股市场“维稳”需要——今年以来，虽然决策层全面启动了新一轮股改、诸多利好消息亦频繁释放，但是在宏观经济面持续不景气以及新一轮股改尚需时间才能全面彰显其政策红利之下，A股市场行情持续震荡下行，上证指数屡屡下探，目前已临近2000点。
    在这种格局之下，决策层先行启动转融资业务试点，貌似循序渐进地推动转融通制度，实质却是试图通过先行推出转融资业务，放大A股市场资金供给，以便起到维稳之效。而因转融券业务试点，极可能因恶意做空而导致A股市场更大的波动，故而被以“尚需准备”之名持续延后。
    如果对这种过度倾斜于维稳的政策逻辑进行剖析，则其政策出发点很容易被推翻——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推出转融资业务试点、相对放大A股资金供给的近两个交易日，A股市场的表现并未因此“阴转晴”可以窥之；另一方面，对今年以来的历次维稳效果进行比照，今年以来虽然进行了包括降低交易手续费在内的诸多维稳举措，但是实质效果却丝毫不彰；而所谓担忧“浑水式”的恶意做空，其理由则更不充分，这不仅因为恶意做空本身即是个股价格发现的一部分，更因为不能因噎废食而荒废转融券对市场更为本质的作用。
    其实，决策层之所以持续痴迷于政策维稳，而对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亦步亦趋，其根源不仅因为低估了投资者对制度改革成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因为相对畏惧全面启动制度改革对A股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伤害，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包含全面启动制度改革后，决策层对自身行政权力可能遭受削弱的担忧。
    实际上，在我国A股市场创立已逾20年之下，屡屡遭受不公平交易规则而伤痕累累的中小投资者，要么因被“深套”而漠然对之，要么解套后持币观望。对于他们而言，不仅需要所谓利好政策的出台，更期待全面推进新一轮股改后，所形成的更为公平的制度保障体系。
    而作为证券市场改革的决策者，如果在具体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仍然过于牵就A股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则不仅改革初衷难以实现，而且更会重蹈此前数轮股改效力不彰的覆辙。而如果证券市场改革者担心全面启动制度改革后，因其完全回归到监管地位，而使其行政权力大幅收缩，则证券市场改革本身的设计逻辑存在问题，如此显然需要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也能有效推动。
    再论转融通，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原本是形成做空机制，从而加强A股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但是，虽然证监会早在2010年即已启动融资融券并同时启动了股指期货交易，在形式上构建了A股的做空机制，但是以近两年的实践观之，其真实成效却过于软弱。以沪深两市当下的融资融券额度比较，融资额是融券额的百余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又何来真正的做空机制，个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又如何彰显？
    以维稳之名的政策出台，不仅会让政策效力本身大打折扣，更会让中小投资者降低对新一轮股改的信任度，还极有可能让A股既得利益群体心存侥幸，从而持续通过不法（或变相）手段从股市圈钱。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防证券市场改革者以维稳股市之名，行强化行政权力之实的乱象再度发生。
    事实上，回顾我国A股市场2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畏首畏尾的不彻底股改，其最终只能取得事与愿违的结果。而所有过于牵就股市维稳而出台的政策利好，虽可能短暂起到平衡股市波动的作用，但中长期成效却往往近似于无。
    之于A股持续下行探底以及新一轮股改已然启动之当下，我们亟须强化股改制度设计的价值理性，而不是过于牵就股市维稳的工具理性。如此，对证券市场改革者而言，则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