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止有苦涩的真实
文/张独白
一本写父亲的书,常常让人把作者想象成一个孩子,这本书也不例外,哪怕它的作者季承先生已然75岁,白发苍苍。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书中所表现出的,因“父亲”的寡情而来的怨气,在我看来其实颇有些撒娇的意思。因在这特殊的条件下,一个“有所不平的孩子”终于得到一个可以相对平等地与父亲“对话”的契机,他有心说一些强大的坚决的话,但在这不平等的气场以及自己幽怨的心思的作用下,大约说出来的,仍然是一个盼望得到尊重的孩子一般的嘟囔:“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么?难道事实不正是我所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那样么?”这大约可以算是典型的孩子气的纠结罢。
的确,一个儿子在父亲面前的孩子气,一个老人在暮年积成的那另一种孩子气,集合于季承先生身上,又汇入本书。这首先让本书避免了像一个老学究的回忆那样脱不了过时的朽气,更不像那种最平常的家人的回忆录,写出来和不写似乎也没什么区别。它恰如其分地地流露出了对抗的情绪,展示了一个儿子(一个处在古稀之年,内心柔软的人生时段的儿子)眼中的了不起的学者父亲,而这种对抗的情绪更多的是来自作为亲人对更深层次交流的渴望和作为旁观者对季羡林先生的事业本质的不解。
在一些访谈里,他提到一般人对季羡林先生片面的了解,他以为用这片面的了解来概括自己的父亲——那样一位名人,是不妥当的,于是他用自己的“了解”完成了此书。这其中有寻常人不知晓的一些琐事,更有身处独特角度的季承先生的“私人的”感受,当然,此时已是被公开的“私人感受”。作为儿子,哪怕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他们本身的感受与所知,自然也是片面的。
我想这问题在于,兴许在不觉中,季承先生将“自己对父亲的印象”与“真实的季羡林”搞混淆了,这其实是两码事。同时,严肃地说起来,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以什么而著名,如果季承先生在这个领域中没有一些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东西,那么我们甚至不能认为季承先生比那些专业的研究者更了解季羡林。我们只能说季承先生和季羡林老先生的私人关系更加密切,如此而已。以真实为名成就此书,大概当真只能算孩子气吧。
他有过这样的讲述:“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现得却是淡定从容。”又提到父亲对家庭的冷漠来佐证,他认为父亲其实也不幸,用了其停止恋爱,回到传统的婚姻里的故事为例证。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季羡林先生是有缺点的,他希望公众接受一个有缺点的季羡林,等等。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季羡林先生虽然不治经典,但终归是一位近于儒者的学者。他虽然享有盛名,但其工作无非治学与少量的创作,他并不是一个文化明星,更不是一个社会明星。他的确有一个公众形象,但这是在其漫长的人生历程和工作历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个博学者和一位长者的形象,作为一般公众,我们对他的了解或可来源于学习其著作,或者轻浅些,从只言片语里,寻一些挂角处没有踪迹的意会;或者还要浅些,偶然知道一些往日的逸事,略想一下其举手投足间的风度,凭空里有些向往便是。季承先生说,人们对父亲的了解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他写书要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季羡林,但他大约没有考虑到,正因为这些局限性,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才是正当的,对常人来说已是如此,何况乎长者,更何况是已经逝世的长者。难道普通的读者真的对季羡林先生的各种缺点感兴趣?
此处不宜再说下去,因为我并无任何立场对季承先生的书提出非议,而更因处在这青年缺少反抗精神的新时代里,这书里隐藏着的倔强的劲头才更令我欣赏,哪怕它是来自一位我的前辈。只是如此成书后,多少引起了一些非议,《礼记》中提到,君子不家于丧,用在这里略有些不妥,但大约也沾点关系。不管怎么说,纵然多年来胸中积累了些怨气,亦没有理由将家人的事情曝于公众之前,无论它真与不真,全与不全,都不是这件事情的要紧之处。而正因为在这些忠厚之处存了些嫌疑,倒让书本身也减少几分光彩。
但若能以此书的出世,让季承先生胸中郁积的委屈感就此散去,当真从此旷达,再无拘碍,倒也是美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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