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退出，作协能前进吗？

文/五大夫

   4月25日，作家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宣布退出中国作协。而在一年前，2009年6月23日，郑渊洁曾以同样的方式宣布退出北京作家协会。
    郑渊洁与作协似乎恩怨纠缠已久，按照已知的消息看，似乎郑渊洁总是站在公义的一边，作协虽然屡屡辩驳，但看起来一直都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
    到21世纪，十多年的时间里，作协总是在扮演着一个被批评和非议的角色，这固然和作协本身的体制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作家和作协唱对台戏，也未必总是因为他们是真的英雄。郑渊洁两次退出作协，尽管每一次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正如作协一位作家所言，为什么要退两次，是不是在炒作？
    作协屡屡遭遇尴尬事件，诸如邀请被拒、作家乞讨、会员退出等等，在文化已经开放的今天，作协为什么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这或许是因为公众寄予作协的希望太深的缘故，在过去的几代人里，作协曾经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标杆，但在文化开放以后，却再难跟上时代的脚步，郑渊洁的两次退出，事情本身虽然正常，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并不简单，郑渊洁退出了，作协能进吗？
作协是什么？
    作协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要回答却不容易。中国作协从建立到现在50多年，历经几个时代，实在难以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义。
    中国的作家管理制度，起初是照搬前苏联的，它不仅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群众性专业团体”，也是一个正部级单位，是一个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全国各地分层结构的机构。
    1934年，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成立，高尔基当选为主席。在人类文学史上，以行政机构来管理文学创作，苏联作协是独创的，是开先河的。70年后，我们重新看苏联作协的成败与是非，仍旧难以盖棺论定。因为苏联作协，它既成就了高尔基这样的文豪，也造就了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悲剧。这两个作家，一个被迫不敢出国领奖，一个被驱逐出国。
    当然，中国作协并不等同于前苏联作协，不过在体制和精神上，却有无法割断的联系。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1949年7月23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是茅盾，1953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其组织方式、基本纲领、机构设置、内部运作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处处参照了“苏联经验”。正如参与中国作协筹备工作的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所说：“那时候，一切都学苏联。”
    中国作协成立至今，大的阶段有建国时代、文革时代、开放时代、新时代等，很显然，在各个时代，它的命运并不相同，它的身份也有微妙的变化。在新时代以前，作协基本上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但开放以后，这一角色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化了。对于文学界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对习惯了作协生活的作家们来说，就未必也是如此了。作家洪峰在2006年甚至因为单位不发工资而上街乞讨。
    作协正在经受考验，考验作协的是市场，也是作协本身。苏联作协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走进了历史。如今的俄罗斯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团体成立的作家协会都仅是纯粹的民间组织,不再享有政府拨款,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级别和特权。但是中国作协仍旧是一个正部级单位，作协的领导和作家们仍旧拿着纳税人的钱发工资，在开放的今天，又如何不被非议？而那些享受工资的作家们，特别是享受工资却少有成绩的作家们，又如何能不成为众矢之的？倘不变革，作协还能坚持走多久？倘不变革，作家们还是作家吗？
郑渊洁是谁？
    郑渊洁是谁？现在的孩子可能比较少知道《童话大王》，知道舒克和贝塔，知道皮皮鲁了，但是对于年龄更长一点的人，比如说上个世纪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的人，这些名词却是振聋发聩，不知道有多少文艺青年曾经视郑渊洁为偶像。
    现在的郑渊洁，自费办着一份童话杂志，最出名的就是他两次声明退出作协。第一次是去年6月，他在博客上宣布退出北京作协。退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作协管理水平下降，一个是自觉受到排挤。他在声明中说：“2003年9月，北京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本人当选代表。北京作家协会在网络尚不发达的2003年，竟然选择在网上向我发出开会通知。作协负有联络作家的职责。开会通知无法送达手中只能证明作协居心叵测。本人邮政7801信箱保持同外界的联系至今，一直没有变更。自1990年起至2000年，北京作协一直使用这个信箱向我邮寄会刊。事实上，北京作协是不想让我参加代表大会，在我当选代表后，剥夺了我的参会权利。”
    尽管因受害而退出的理由看起来很个人，但也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并无不妥。真正不妥的是退出的时间，为什么2003年的事情，却要等到2009年才退出，相隔漫长的6年时间，原因又何在？倘若郑渊洁在他说的“受到排挤”时就退出，自然没有疑问，但时隔6年旧案重提却不能不让人怀疑。
    退出北京作协之后不到一年，郑渊洁再一次声明退出中国作协。这一次的理由则非常正义，他在声明中说：“青海玉树大地震发生后两天的4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文轩却到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这一行为不仅违法，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也令人失望。我不能与如此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伍。另外，为数不少的各地作协的文学官员根本不懂文学，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理由还充分，也很震撼人心。按照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郑渊洁是1981年加入北京作协，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的，这样看来，一个作家是可以同时加入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他在加入北京作协28年之后退出，加入中国作协25年之后退出。也就是说，郑渊洁加入中国作协并非是退出北京作协之后的事情，那么正如作协一位作家所问：“为什么不一次全退，要分开退两次？”很显然，郑渊洁并不能避开炒作的嫌疑。
作协和作家
    作协和作家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三个问题。前苏联作协里，作协和作家是完全的行政关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作协转为纯民间组织，也就是说作协只是一个作家之间的自由联合会，并没有强制管理作家的职能。但是中国作协目前对于体制内的作家仍旧有着行政管理职能，甚至担负作家评级的职能。需要说的是，给作家评级，这是行政管理的手段，作家能不能评级？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不必多说。这种旧的遗留体制仍旧存在，究竟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而作协，也似乎并没有要改变的意向。
    再说工资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一些类似的作家协会、记者协会会向加入的会员收取费用。而中国作协给作家发工资，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按照郑渊洁披露的：目前中国作协8000多名会员中,“吃皇粮”拿工资的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倘若包括行政人员的工资、行政费用等等，郑渊洁算账说：“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给作家发工资，正如郑渊洁所说的，“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纳税人很关心他们的钱去了哪里？”郑渊洁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作家究竟为什么要拿工资，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假定作家拿工资是合理的。那么，作为作协的工作人员，为作协付出劳动，并获得报酬，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位拿工资的作家都应该按时为作协完成一定的作品。按照法律规定，这些作品是职务作品，创作者享有署名权，但其他权利是属于工作单位的，也就是作协的，比如说稿酬、版税等等。用简单的话来说，一份工作不能拿两次报酬，作家拿纳税人的钱，写出来的书就应该是给纳税人免费服务的，不应该还要让纳税人给作家付版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作协，作协享受国家拨款，也就是使用纳税人的钱，是不是也要为纳税人提供服务？他们提供的服务又是什么呢？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协负有管理作家、管理文学之职，享受拨款理所应当。但是市场经济下，不说作协是不是应该有这个职能，只说现实中，作协早就没有能力管理文学和文学家了。其他的服务更是不得而知，那么它享受拨款的理由又何在？
作协的出路
    作家是自由职业者，这一定义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协的定义，更多的也应该是一个作者之间的自由团体。中国作协的行政色彩是特殊时期的遗留，所以开放至今，一直有人质疑作协该不该存在。就连作协主席铁凝也不得不为此辩白，“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不过这个辩白也遭到郑渊洁的反驳，“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实际上，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实都弄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作家协会，作协又何辜？真正需要争论的是，中国特殊的作协体制是不是要改变？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文学领域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体制外”作家从社会各个领域中涌现，尤其是近些年来成名的年轻作家们，几乎全部是写作个体户，青年人的偶像韩寒等,他们拥有大量粉丝。甚至诸多严肃作品的写作者，也都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或者职业作家。他们的写作或者完全基于爱好，或者瞄准消费者需求。由此生产出来的作品已经完全在作协体制的要求之外。
    新的作家不再青睐作协，不再以作协为标准和楷模，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且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占领着文学的市场，不愿意加入作协。
    对作协的行政管理方式表示担忧的人其实有些杞人忧天。尽管作协本身也作了很多努力，比如邀请老一辈的金庸，年轻一辈的郭敬明等等加入作协，以示作协仍有活力。但是当前多数的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已经不再属于作协管辖的范畴了，而且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作者不会亲近作协。作协的作家们50年，100年总会死光的，那个时候没有人的作协又有什么用？
    所以，担忧作协做不好文学是没有必要的，真正要担心的是作协本身，倘若作协不能改变，不能自我调整，从管理作家变成服务作家，从行政机构变成自由的民间机构，那么一个郑渊洁退出了，还有更多的郑渊洁会退出，一退再退，作家们有了出路，作协却不再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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