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刘小钢：做公益是一个不断滋养生长的过程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图片由千禾社区基金会提供，下同）

【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本期专访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刘小钢。她曾经在政府单位工作，而后进入商业领域；2004年，她结束近20年的商业生涯，正式转入公共部门；在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她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投身公益的17年，她了解了更完整的中国，也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底层的连接。在她看来，基金会是民间公益事业的蓄水池，应该滋养整个公益行业，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基金会的共同使命，也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共同支持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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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刘小钢在益动善城帽峰山公益徒步活动中

文/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40年前，您在哪里？40年来，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刘小钢：1981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单位——广东省外经委调研室。一开始还是蛮兴奋的，毕竟从三岁进幼儿园开始，我就没离开过学校，一直不是人教我就是我教人，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所以，当年中大毕业，学校想让我留校，我坚决不愿意，我想到社会上去看一看。

在政府工作了一年多，每天坐班车到单位，打水、拖地、泡茶、看报纸，做一做领导吩咐的工作，感觉极没意思，完全就是浪费生命。在这样的空间里，一眼就可以看到一生，可能慢慢被领导赏识会逐步晋升，有更大的权力，但是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就“泡病假”，经常不上班。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一群创业的朋友。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社会都非常活跃，大家相互之间有很多交流，也有非常多的机会。对我来讲，整个过程非常自然，因为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生命状态，所以我就辞职，从政府出来，开始创业。

1983年，我进入商业领域，一开始在香港做贸易，这其实是蛮适合我的。所谓适合，是因为我比较爱折腾，不要让我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我就会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劲儿，很愿意去做。

80年代初，PC机刚出来没多久，我那帮朋友在做计算机的零件和组装，我不小心就进入了这一行。我虽然不懂技术，但是性格比较活跃，从小在家里，我爹就说我是“外交部长”，特别喜欢交朋友，各种类型的都有。所以，在商业领域，我承担了很多公共关系、对外接洽的工作。我特别高兴，因为可以不断地认识很多新的人、新的行业，也逐步知道一点科技的小皮毛，每天都特别充实，一直在学习，也特别喜欢这种氛围，所以一直做，一不小心就做了20年。这20年里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有赚钱有亏钱，但我好像不是很介意。在我看来，有不断学习的机会，交很多朋友，已经是对我生命的最大补偿了。

在这个阶段，做贸易更多是做To B，找到好的供应商，找到好的需求方，把关系搞好了，什么东西都能卖。这段时间，我成长特别快，就像是一开始稀里糊涂地掉进“海”里，慢慢地各种游泳姿势都学会了一点，对这个社会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我来讲，这段生命周期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个普通人，所以赚了点钱，也很物质主义，崇尚名牌等等，商业社会给人带来的东西，成功的、失败的，还有物质上的富足，我都经历过。

在香港工作10年后，1994年我回到广州开始做房地产。

CFF：您在广州做房地产和在香港做贸易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小钢：房地产行业让我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相比过去的贸易工作，房地产行业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整个经营管理和思维模式都有非常大的变化。这是女性比较难做的一个行业，包括和各式人等打交道，还有工作过程中的辛苦，接触钢筋水泥混凝土，一听就是男性的空间。我在这里面稀里糊涂混了10年，经历了房地产行业的高峰期和低谷期，不同时期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营者，必须要有能力在高峰期用可以得到的资源，迅速把公司带上一个层次；在低谷期，又非常考验一个领导者的毅力和耐心。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没有哪一天是荒废的，每天都在学习，在经历不同的事情。

1997年开始，房地产行业进入低谷。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一大馈赠，让我很细心地去关注每一个细节。在那个阶段，我人一下子变得特别谨慎，以前我的性格更多是经常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或者人家觉得别人不行而我肯定行，就很容易对我寄予一种错误的期待。但是在房地产行业低谷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清楚了，发现其实自己真没什么能力，什么都不太懂，怎么办？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学习，所以我的第一个MBA，就是在这个极其困难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去读的，我真的很需要，也特别渴望，如果不懂怎么样去做企业管理，我的企业可能就会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读了MBA。我还特别注重去读了一些自己很弱的学科，这些课程的学习对我都有巨大的帮助。

后来当我要开售楼盘的时候，就会用MBA学到的理论去解释整个过程。我很多时候很死板，但是这个死板还是让我有收获。在90年代末，崇尚市场营销的4P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促销Promotion，渠道Place），我会在卖楼开盘之前，回顾一下4个P是不是都清晰了，背后的逻辑是不是都通了。把这些东西都过了一遍以后，我就会比较笃定。因为我们前期工作做得特别充分，所以在那一年，广州的楼盘卖不出去几个，但我们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一个楼盘。这让我学到了一点，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外部的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当每个人都面对着同样的外部环境时，真正考验的是内部能力。

当时我们董事长说，如果市场上已经有了100栋卖不出去的楼，我们一定不能成为第101栋，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特点做出来，要做成市场上的第1栋，这样，哪怕前100栋还是卖不出去，我们的这1栋还是能被市场接受。这个过程对我的教育非常大，而且也好像进入了我的性格，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在困难的时候，只会在自己身上找出路，而不会太多埋怨客观因素。

做了十年的房地产开发，我经常会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思考：这个工作值得我付出我的全部生命吗？我感觉好像不值得。因为我经历过了房地产市场的高潮与低潮，这已然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如果我再去重复经历，我好像找不到任何理由，而且我做得特别累，又没有感觉出自己有多大价值，当然，我之所以这么想，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一直没有好转。如果我那时有千里眼，有很强的预见能力，懂得“最坏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最好时候的前夜”的话，也许熬一熬，我可能还会做下去。但如果是这样，今天的非营利领域里就不会有我了，我可能会浑身铜臭味儿，成为了自己都不喜欢的那个人，更有甚者，可能已经进去了。呵呵。

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难结束的行业，一旦把自己绑在战车上，那就只能继续转，一停就会是一个大窟窿。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好像在我心底里，总有随时逃跑的想法，所以每做一个项目，我们会把那个项目全部结束，才启动另一个项目，而不会让自己一个项目搭着一个项目，借这个项目的钱做那个项目。正因为我每做一个项目都有一个Stop（停）的机会，令我可以去思考，能否换点别的干干？

而且，在做商业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有悖我的价值观，或者说为了达到目标，被迫要去做一些自己心里都不认同的事，内心经常很挣扎。我也做不到像王石他们这些人这么坚定，可以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可能有那个境界，但没那个能力，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就是不在河边走，这就可以不湿鞋了。所以我在思考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人到中年，如果要转行的话，什么工作还会像以前一样令我充满激情？或者说，什么是我这辈子特别想做的、如果不做我会后悔的一个行业？政府工作做过了，没意思；商业也做过了，也就那样；到最后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够把社会工作作为职业？我发现我很喜欢。

CFF：商业领域是您人生经历的重头戏，当时想从商业领域跨界做社会工作，是什么让您有这么大的改变？

刘小钢：2000年，我跟广州市市长陈开枝去了广西百色，在非常贫穷的六隆地区捐了一栋教学楼。当楼盖好去剪彩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眼神，忽然感觉内心被触动，意识到，这个世界除了我自己，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这次捐助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条通道，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2003年，我去意已决，给了自己三个月，去了英国剑桥，想离开工作环境来仔细思考未来，同时也把我大学学的英文再捡回来。神奇的是，我在那里碰到了朋友的孩子，参加了她的剑桥毕业典礼。当我把转行的想法告诉她时，她马上告诉我，美国大学有一个专业叫做Non-profit Management，非营利组织管理，正好适合你。当时我没太听懂，但隐约感到，非营利跟营利相比较，那就是不赚钱呗，我想了很久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啊。她说，现在这个专业可火了，我一听就特别兴奋，立刻跑到剑桥的社区图书馆，开始查资料，最后连在剑桥的课都没读完，我就回国了，我感觉这是上天的召唤。

回来后就开始抓紧售楼，希望在年底之前把整个事情结束掉。我是非常情绪化或者说行动力非常强的，想做什么就马上去做，不想做什么马上就收，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我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大家也很齐心合力，在2003年年底，就把当时在售的楼盘基本结束了。当时我们手里还有一块地，那块地的位置真的非常好，而且是花了代价买回来的，我心想，既然都不做了，还拿着那块地干嘛。于是跟我的拍档商量后，就直接把地亏本退给政府了。转行后，当我想捐一笔大钱来做事情时，总会有一丢丢后悔，我总在想，如果当时稍微坚持一下，做完那个项目，现在可能就有更多的钱来捐了。但是实际上，如果当时再坚持做，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所以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没钱就少捐点。当时很多人说我傻，说我应该把那块地的红线卖掉，可以赚很多钱。是的，可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去读书，没办法。我一辈子得益于自己这种专注的性格，所以基本上我要做的事情，成功的概率比较高。

在考学的过程中，很多人打击我，包括我儿子。他说，你的英文全都忘光了，你还想考名牌大学，你不如先整个野鸡大学去读一读，把英文搞好了，再去报名牌大学也不迟。我就不愿意，心想，我为啥不能报名牌大学，就算考不上我也没损失，于是就我行我素，报了四间美国最牛的大学。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很高，所以很努力学习，一定要达到自己定的目标，我成为了当时新东方最年长的学员，与20岁的小朋友一起。结果，虽然托福考得不是很理想，按照一线大学的标准，我还差50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运气这么好，结果哈佛大学录取了我。

CFF：从MBA到MPA，从business到public，带来的肯定不只是专业知识的变化吧？

刘小钢：我2004年之前的人生是无序之中的有序，也好像是上天的有意安排。每一个阶段，我都完成了那个阶段人生的基本任务，然后转入下一个阶段。2004年，我结束了商业生涯，去美国上学，学MPA，正式从私营部门转入公共部门，这个转变给我带来了太多。我2006年回国到今天，已经过了17年。这17年对于基金会发展40年来讲，时间占比不到一半，但对我的生命是一种升华。我真的很感恩自己当年的选择，把我带上了我要的一种生活或者是一种生命状态。

我1998年第一次读MBA的时候，特别反感和抵触统计学，觉得枯燥无味，所以经常逃课，但后来意识到，逻辑思维能力不强正是我最大的弱点。2004年到了哈佛，我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特别认真学习统计学，认真得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一个环节不清楚，我都不放过自己，做功课经常做到半夜，把所有能找到的统计学课本都拿来学习，真的很认真，最后考试得了个A，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训练。

所以进入后半生，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像以前那么率性，想一出是一出了，开始懂得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往深去思考问题，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有很大的变化。这是我特别自豪的优点：发现自己哪里不足，会偷偷地去弥补，很用心地去弥补。

这17年在非营利领域的工作，我个人对行业没有太多贡献，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有非常大的收获，帮助我拓宽视野，了解了更完整的中国，给我机会去面对很多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尝试去解决它。这个过程真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以前我号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其实就是瞎乐观，但我现在敢说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了，这是理性的表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次想打退堂鼓，也曾经想逃回商业领域，但是我问了自己很多遍，最后内心深处告诉我，要坚持，不要离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想坚持，只能说这是上天的安排。

CFF：您在美国学习的知识，对您今后非营利领域的工作有何帮助？

刘小钢：我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觉得国内的NGO领域实在是太弱了，因为我去美国之前就没有做过NGO，只是加入了狮子会，狮子会我也没做两个月就走了，所以，对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环境是完全不了解，完全是纸上谈兵，在美国读书时就构建了很多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根本不接地气。

我从美国回来的第二天，就受邀参加了广州的NGO年会，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瞎评论，现在想起那时候的自己，觉得特别愚蠢，很可笑。别人根本不搭我话茬，搞得我很没面子，特别无趣。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选错行了？怎么好像没有用武之地？现实好像完全不符合我的想象。

我感觉自己好像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后，被一棵树挂住了，上不去下不来，特别难受。后来我跟朱健刚讲，“老朱，这跟我想象的差距太远了。”他就笑我，他说：“本来就是有差距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美国是个啥社会，我们是个啥社会，完全两回事”。老朱点醒了我，既然决定要在这个领域里认真做些事，得先去了解它，先知道我自己降落的这块土地长得什么样。

后来，我就跟着老朱去各种工人组织访问，参加各种活动，不敢讲话，只听，真的觉得自己简直跟个傻二姐似的，人家想干嘛我也不懂，人家现在的处境我也不懂，然后怎么能支持别人我也不懂，怎么能支持别人我也不懂，什么都不懂。我开始知道，美国学的那些东西不能直接运用，我真是得从零开始好好地去学，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CFF：在公益慈善领域坚持了17年，给您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小钢：做公益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这些年，我身边总是有很多同路人，大家会互相鼓励，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互相支持。现在大半辈子过去了，我非常满意，很充实，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思考，虽然可能也想不出办法，但是这个思考过程其实非常有意义。也许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丁点的事情，不一定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起码影响了身边的人，每个人一辈子不就是几十年吗？我想要的结果不一定在我的生命里可以看到，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一代一代往下走，最后一定会有变化，支撑我的就是这种信念，不会在乎自己能否看见，会好好做，而这个好好做的过程其实又丰富了我的生命，让我这一辈子觉得非常值，或者说非常丰富，足矣。

这17年在公益行业里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讲太重要了。我这一辈子真正不纠结的就是这十几二十年，因为我在做与我个人利益没关系的事情，这就是公益的魅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纠结，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想得太大了，我的名、我的利、我的好处或我受到了伤害等，只要想到“我”，就很容易纠结。然而，做公益就是一个不断消解“我”的过程，公益放大了我的世界，这个世界越大，“我”自然就会越小，就不纠结了。

刘小钢在千禾社区基金会打造的社区公共空间“小禾的家”

CFF：您从事非营利事业17年也好，进入基金会这个领域工作也好，有没有留下一些比较美好的回忆？有没有留下一些比较大的遗憾？

刘小钢：从事公益慈善或者基金会，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它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底层的连接。我做商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多的是利益的连接，但是我在公益行业里面真正体验到的连接是跟商业领域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加上改革开放，我一直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以为那就是中国。做公益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我开始用我的生命和行动，去与贫穷的中国守望相助，并体验到快乐。

我记得我在狮子会当会长的时候，就有很多感动的瞬间。当时，我们去连南，为贫困人口做白内障手术，有位老奶奶家里很穷，从来没进过医院，她患白内障失明了，我们把她带到医院给她做手术，她紧张地浑身发抖，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她自言自语地跟我讲话，我听不懂，但不断点头，不断地回应她，她慢慢安静下来，不抖了，但她还在讲，我还在回应。在那一刹那，我感觉到我跟她连接了，虽然语言不通，不知道她说什么，也完全不了解她，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跟她之间生命的交流，我觉得她就是我妈妈，很温暖，很神奇。

包括我认识很多工人兄弟，很多人认为是我在帮他们，其实是他们在帮我，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我都不敢说如果我在他们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能不能像他们那么坚强勇敢。这些都是我在公益领域里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如果我不进入这一行，这一切都不会成为我的生命体验。

还有特别高兴的是，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小伙伴，比我儿子还要小，我们大家跟一家人一样。我们都很单纯，一心想把事情做好，完全没有利益，也不会勾心斗角。有这么一批人，一起不分你我地去做一些我们都觉得有意义、好玩的、有价值的事情，每天都有兴奋感，我就觉得非常的满足，没什么好遗憾的。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做不做得成不完全在于我们，最重要的是大家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思考，这不就蛮好吗？

CFF：4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中国的基金会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您之前所经历的不管是科技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其实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于基金会行业的影响？

刘小钢：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阶层，也就不会有基金会这种形式。如果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2004年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基金会是啥。因为有机会去美国学习，才了解到基金会是很重要的非营利机构的一种形态，也知道了基金会的定位。当时我就在想，中国没有基金会，我应该想办法动员一些企业家去做基金会，我就想到了我的朋友翟美卿。

2005年回国放暑假，我专门去找香江集团的翟美卿（因为我们两个人分别是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副会长），我跟她说，现在政府鼓励企业成立基金会，如果你觉得公益慈善对你很重要，你应该想办法去注册一家民办基金会。她问我基金会是什么，我就跟她介绍。她觉得她每年都捐这么多钱，为什么自己不成立一个基金会呢？她就马上派人到民政部去了解情况。很快，她就在民政部注册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民政部001号基金会。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还是有点小自豪的。这001号其实就意味着政府接受了民间的企业家去成立基金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民间的力量，真正介入到基金会行业的发展。

从2005年之后，基金会数量逐渐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开放了一个空间，让真正想为社会做点事情的企业或者企业家，自主地去安排自己的公益慈善活动，这对民间社会发展是很好的进步。

2006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在中山大学搞了公民社会中心。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存在三个特别大的痛点：缺乏资源，思想性不够，能力很弱。所以我们做了三件事：找钱；帮助草根组织做战略；做各种培训。其中，我们成立了和谐基金，旨在支持草根组织，这是千禾基金会的前身。我们当时做过桥基金，帮助这些机构渡过项目团队最困难的生存阶段，也给一些想在某个领域创业的公益组织提供开办费，虽然资助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年之后，我们自己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加上当时的广东也比较开放，鼓励成立基金会。我就和理由先生共同出资，成立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千禾之初的定位是资助型基金会，这个定位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因为大多数捐款者不理解，做好事为什么不能自己做，而要筹款给别人做？因此，筹款非常困难。理事会因为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数次的争论，也想过是否换一条容易的路走，去做一些价值链比较短、效果比较明显、筹钱比较容易的项目。经过很多次的挣扎，大家到最后还是认为，资助型基金会对社会发展更有价值，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应该改变。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思路和做的事情都没有变，就是做NGO背后的支持者，与更多的社区组织和积极公民一起，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

距离2009年，千禾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像一个青涩少年在慢慢成长。我希望看到将来有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涌现出来，将自己的资源与更多的民间组织分享。现在，基金会的数量的确不算少，但愿意做资助的基金会太少，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对这个行业的愿景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行业内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百花齐放，各种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在各个生态位上相互支持，形成完整的价值链条，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愿意与一线组织分享资源，共同给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CFF：这十几年来，您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引领公益慈善或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思想？这跟政策环境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张力？

刘小钢：这十几年来，我见证了公益领域的变化与发展，这与各种事件的发生和思想的引领分不开。但就基金会行业来说，倡导做得不够，公众对于基金会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的理解很肤浅，我们自己的推动也比较弱，所以，当人们想成立基金会时，基本不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当然，这与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与发展阶段也有密切关系。

我觉得社会领域必须允许多元化，不要忽视各种观点、各种想法、各种行动的意义，并应该鼓励大家去尝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看到的社会问题，给自己定位，根据自己机构的使命愿景，去选择接受思想的空间。通过各种不同的思想去拓宽思维的宽度，同时保持各自的特点和独立性，这样可以提供很多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CFF：目前全国（不含港澳台）有8700多家基金会，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和传承。在您看来，行业相关各方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刘小钢：记录和传承非常重要。任何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对于这个行业那是无比珍贵的东西。我们经常讲，通过历史来了解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缩小到我们基金会行业也是一样的。如果有机构在做真实的历史记录，让大家了解，从我们整个行业发展的第一天开始直到今天，这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这样，哪怕到50年100年之后，公众与基金会的后辈们也会知道他们之前的这些人都做了哪些事情，这一点我认为很有价值。

而且这样的机构之间必须要合作。我知道像朱健刚老师他们一直都在做各种NGO的档案记录、口述史，佛山也有机构是专门做口述史的，我们也在支持他们。大家能否各有侧重，汇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时代下社会发展的全景图。

CFF：最近一个月，“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词很热。“第三次分配”，普遍被认为是以公益慈善事业为主。您刚才也有提到商业领域很重视市场问题，现在公益慈善领域好像也面临一个市场可能要扩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当前和未来在这方面的价值和使命？

刘小钢：这段时间我不断思考的也是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共同富裕更多是一个目标或口号，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象征性的一个追求，但如何定义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大问题。我之前跟北师大的傅昌波老师也很认真地讨论过。我相信，大家在讲第三次分配时，一定会认可它的自愿性，而形成这种自愿性的前提是必须认可初次分配的合法性，我们的初次分配，即合法的盈利，合法的收入，必须要切实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现在提第三次分配，必须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否则，我连资产是不是我的都没搞清楚，怎么可能会认真思考如何将其投入社会？完全没有基础啊。

其次，构建健康可持续的第三次分配，政府应该要放开民间基金会的注册，让更多有经济实力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投身公益事业，而不是把资源捐给政府，因为政府投入公共事业的资金已经体现在第二次分配的税收当中，第三次分配就应该是民间自愿的纯公益行为，捐赠资金的使用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

然而，如果政府推动了健康的第三次分配，马上带来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一旦有这么多资源涌入第三部门，我们真的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基金会行业都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比如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如何相互配合，或者怎么叫做解决了等等，都需要认真思考与不断学习。

总之，我理解的第三次分配，完全是民间的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合法赚取利润，并愿意把一部分所得回馈给社会，让社会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也能够在这里继续经营企业，让我的企业持续良好地发展，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才是良性社会的正道。

基金会本来就是民间公益事业的蓄水池。蓄水池的水应该用于滋养我们整个公益行业，共同解决我们关心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基金会的共同使命。

但目前的现状是，我们大家的眼界还不够开阔，每一个基金会都在自己位置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那一点事情，各自为政，学习氛围不够，从基金会的理事长到秘书长到从业人员，都很需要学习。目前，看起来基金会有8000多家，也不少了，但8000多家都在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形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力，可能大家真的没有很认真去思考。所以整个基金会行业就好像一盘散沙，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我们一直埋怨外部环境不好，但我们有无问过自己，我们想做的事情到底做成了没有？如果做不成，原因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做成？能不能够引发我们基金会行业里面更多人的思考，共同促进大家相互之间有机的合作？

CFF：今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您对于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观察？

刘小钢：首先，政府重视基层社区的治理，给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机会。我们应该顺应政府“共治、共建、共享”的战略思路，用我们的社区工作手法来激活社区公众的参与，真正达到共治共建的目的。但是就目前看来，在中国语境下的社区基金会的积极意义是什么，以及社区基金会怎么在社区持续成长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好的社区基金会的标准是什么？社区基金会应该如何运用当地资源去解决当地的问题？民间资源、政府资源与企业资源如何通过社区基金会这个中间枢纽附加了价值之后，有效地运用于社区发展？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些事儿，而不是停留在做的层面。一定要让社区主动成长，主动思考这些事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像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这样的平台，有责任去推动更多这样的思考。

CFF：基金会论坛2021年会的主题是“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对于基金会行业在未来5年乃至15年的表现，您有什么祝福和期待？

刘小钢：我希望中国的基金会行业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有更多的基金会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共同支持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只管自己那一点。期待整个行业能够有更大视野的思索，来思考如何让这个行业的发展更加合理，让基金会行业这个蓄水池，可以有更多的水流动进出，能够去滋养我们整个公益慈善行业，让其发展得更加健康。

见习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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