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公益会客厅」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丘仲辉：基金会积极争取“有位”，方能更好地“有为”！

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图片由爱德基金会提供，下同）

【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本期专访江苏省政府参事，十、十一届江苏省政协常委，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从事公益事业三十载，他曾脚踏穷乡僻壤，目睹不畏贫困与饥渴的同胞辛勤耕耘劳作的情景；也曾作为秘书长，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浪潮中实现爱德基金会的资源结构转型。看到年轻的中国基金会行业的成长壮大，他强调要持守自律和诚信，坚定初心和愿景，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融入到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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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丘仲辉在第一届“爱德杯”乒乓球公益赛开幕式上致辞

文/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40年前，您在哪里？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丘仲辉：公益行业发展的这40年，我的经历比较简单：前10年是教书匠，后30年投身公益，一直到现在。我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高校教书。做了10年教师，教书之余，也做一些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翻译工作。后来接触到了爱德基金会，结识了当时的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丁光训主席和秘书长韩文藻先生。他们这些老一辈爱德人对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事业的投入精神感染了我，我也看到了爱德事业在当时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成果，这些都促使我做出了人生另一次选择。当时邓公南巡讲话之后，经济领域改革逐步发展，社会上掀起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很多高校老师都往“海”里奔，我也下了“海”，只不过没到“商”海赚钱，而是投了“公”海。回顾“公”海三十年，我认为自己当时做了一个正确选择，赚到了一个经历更为丰富的人生。

CFF：后30年从事公益慈善和基金会工作，跟之前有哪些不同？

丘仲辉：教书与从事公益有很大不同。我教书十年只出了一趟差——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交流学习。但爱德的工作一个月至少需要出差两到三次，工作环境完全不同。高校是象牙塔，身边都是青年学生。我一直生活在东部城市，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很少去其他地方，仅有的一次出差还是上海。爱德的工作需要到处跑，项目区大多在“老、少、边、穷”地区。当时的交通、住宿等各方面条件比现在差多了。虽然辛苦，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教育过程，是一个从伏案书斋到田野实践的转变。具体来说，从事公益事业的不同在于：

第一，从事公益事业的驱动力比较强。它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提升人类福祉，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这项工作，它能够激发人们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第二，从事公益事业的满足感比较强。看到自己的工作促使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生产状况得到改善，让人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第三，从事公益事业让人生更丰富。公益事业是跨界的事业，需要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因此接触了很多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地头农民，增加了社会认知，也结交了朋友。这对个人生命的丰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源泉，对我个人的成长十分有益。

第四，从事公益事业强调严谨透明。因为我们花的是捐赠人的钱，是受托人，要时刻想着如何使工作更透明。而要透明，工作就必须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与闪失，要做到让捐赠人与社会放心，让受助人受益。

CFF：这些年来，从事公益慈善和基金会事业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能给我们分享几件最有成就感的事吗？另外，有没有留下大的遗憾？

丘仲辉：1998年国庆，我去广西百色地区探访项目，这是当年小平同志领导起义的地方，非常贫困。凌云县城就在一座陡峭的大山旁。我们跟当地瑶族项目区约好了时间，讲好国庆节带设备上山给大家放映电影，一起过节。那天下午四点多，我们在山脚下吃过晚饭就出发了。路上下过雨，地上很滑。我从没走过那么难走的路，更不习惯爬山。天黑之后也看不清脚下状况，我摔了一跤，连人带背的相机挎包都掉在了地面上的水坑里，最后走了五个多小时，十点半才爬到山上。

农村一般睡得早，晚上七八点钟路上就看不到人了。但那天我们到了村部后，发现村民都聚集在广场上，点着篝火在等我们。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唱啊跳啊，再放电影，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年轻，跟他们扳手腕。扳手腕要技巧，尽管他们膀子比我粗，我还是把他们村里的男子汉都打败了。晚上没地方睡，就在村小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睡了一夜。第二天下山，走在路上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晚上天黑不知道害怕，这会儿看清了才发现小路都是贴着悬崖走，昨天没出的冷汗这会儿来了，话都不敢多说。

这次百色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难得走一次的山路，当地人却要天天走。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把那段最难走的路修好，方便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十多年后，这个村的村民参加了爱德25周年庆典活动。至今，爱德的工作人员再去村里，老百姓都还惦记着丘老师怎么样了，这让我很有满足感，因为爱是相互的。到现在有位瑶族的农民妇女还不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们的情况。人与人之间这种真诚的情感交流，我觉得非常难得和可贵。

对于成就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我前面分享的这些个例子，我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们在当地只是做了一点点，但是在精神上得到的确实很多很多。还有一次我在云南参加活动时，一位当地的妇女来找我，要感谢我。我非常惊讶，我们俩并不认识，你感谢我什么呢？原来她接受过爱德在云南开展的公共卫生培训项目，后来从事艾滋病防治，特别是艾滋孤儿救助方面的工作。她说，爱德的培训让她爱上了这个工作，后来成立了机构，一直在为艾滋孤儿服务。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虽然只是做了培训，但等于是点亮了火把，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社会问题。

此外，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秘书长任期内实现了爱德的转型。爱德成立后资金主要来自海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越来越担心爱德事业的可持续性，如果海外资金来源减少甚至断绝，爱德未来怎么办？于是，从2004年4月起爱德成立宣传筹款组，开始了国内筹款工作。2005年，爱德年度总筹资额首次超过1个亿（这在当时基金会中算是最多的），但其中95%以上来自海外。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自豪地说，爱德成功实现了十多年前定下的目标，在总筹资量提升的同时，彻底改变了资源结构。现在爱德90%以上的资源来自于国内，这个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我遗憾的是现在再没有时间直接做一些具体的项目工作。三十多年来，爱德每五年会编辑一个纪念册，总结五年来的工作。爱德十周年纪念册上记录了每位员工的一段话，我的那句话是：“当今中国最具挑战性的工程是什么？是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发展。当我脚踏穷乡僻壤，目睹不畏贫困与饥渴的同胞辛勤耕耘劳作的情景，我汲取的是一股动力，它驱使我投身于这一宏伟的工程。”在我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这句话一直在鼓励我，这是我到爱德立志要终身从事的事业。后来做了机构负责人，很难再有机会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尽管我知道责任不一样，但心中仍然很遗憾。

1992年，丘仲辉在江苏涟水县考察扶贫项目

CFF：您有三届15年的江苏省政协委员经历，除了建言献策和跨界互动之外，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协商，您有怎样的体会？社会组织在参政议程中的话语权表现如何？

丘仲辉：政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各界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一个渠道和平台。

首先，这是了解党和政府大政方针和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凝聚社会力量的一个平台。公益组织作为社会主体中的一部分，要积极学习和了解党和政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精神，研究和探讨社会发展情况和难点痛点问题，这对我们做好工作非常重要。其次，这是一个信息和资源平台。政协每年开一次大会，参会至少约一个星期。这让各界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充分交流，我从中受益良多。

作为社会组织的代表，我们通过政协能够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社会发展的宏观形势。在微观层面，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向政府反映基层社区的需求和社会各界的呼声。在工作层面，党政部门的领导、各界知名人士，我们可以通过政协跟他们建立联系，加深交流，邀请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形成非常好的互动，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政协这个平台为行业的发展积极发声。

为了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我建议政协应考虑逐步设立社会组织界别，尽管看来这还需要时间，但随着社会组织工作逐渐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我想这个机会还是会到来的。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多做工作，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其实还是为了有“为”，而不是光要“位”，那毫无意义。在政协工作期间，我专门就社会组织培育、养老等问题在大会上发言并递交提案，作为这个行业的代表当然要为这个行业代言。社会组织能够参与政治协商，对社会组织发展来说确实非常重要。

CFF：中国的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您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如何看待改革尤其是社会体制改革对基金会行业的影响？

丘仲辉：公益事业，特别是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产物。1981年十多家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出访了美国、日本后，非常有感触，所以派大量人员去国外考察。像朱传一先生就是最早出去的，回来后提交了报告。他们观察到美国社会中基金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存在，数量很多，发挥作用很大，但中国还没有。由此，1981年才有了第一家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是1985年成立的。但据老一辈爱德人说，实际上早在1979年就开始讨论成立爱德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的相关事宜。经过了长期准备，更因为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爱德才有机会得以成立，这也得到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爱德基金会的发起成立者不仅是基督徒，也包括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比如曾担任爱德基金会三位名誉董事长的匡亚明先生、吴贻芳女士和陈裕光先生，还有董事、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等人。

基金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引进后，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快，为了规范管理，1988年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李鹏总理签发的，当时把基金会列入金融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基金会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1995年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向政府和公众引进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在之前和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是把非政府组织跟反政府组织划等号的。当时清华贾西津老师还写了文章，专门解释非政府不等于反政府。

到90年代下半期，基金会行业间的会议开始考虑推动成立联合会或综合性组织。一直到本世纪初，由于行业才开始发展，从业人员并不多，很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当时主要围绕行业自律和透明度建设。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慈善财产属于社会，基金会只是受托人，需要透明和自律，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和资源的支持。另外一个原因是基金会属于新生事物，要让政府和社会放心，一定要做好自律和自身行业建设。

自律和透明作为行业的生命线非常重要，正因为这样，但凡北京召开行业自律和透明度建设方面的会议，尽管爱德地处南京，我基本上都会抽出时间到北京参加会议。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政府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治理创新，强调社会建设。在此前后数年中，恩派和我们爱德都先后开启工作。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尽管该事件与我会无关，但我们在内部还是进行了反复的研讨和非常深刻的反思，探讨怎样进一步加强自律和透明，由此提出了明行、明慧、明道的“三明公益”理念。

从爱德的发展历史来讲，一开始捐赠资金主要来自海外，所以宣传更多在海外，国内很多人不了解。但是，当我们的捐赠渠道逐渐向国内转型时，就需要得到国内社会各界和公众的了解、信任和支持。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靠全体员工身体力行的努力，尽最大可能做到透明和诚信，让老百姓了解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总之，无论是公益事业，还是社会组织、基金会的发展，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透明和自律永远在路上，这一点决不能放松，这是我们公益事业的生命线。要把诚信融入到血液中，才能保证公益事业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和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1997年，丘仲辉在柬埔寨考察国际项目

CFF：就“开放”而言，您之前有一个说法，认为爱德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益特区”的角色。爱德基金会这些年来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前这个阶段，爱德基金会面临哪些“开放”的机遇和挑战？

丘仲辉：一个行业的发展或一家机构的发展，首先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环境、法律等六大因素（即PESTEL分析法）进行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较为正确的选择，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最佳路径。并且这一路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的环境不断调整。

对于爱德来讲，不存在现在才面临“走出去”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走出去”跟以前的“走出去”，内容和意义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贫困面比较大，贫困程度比较深。国际友人来访时非常诚恳地提出来，有专门的资源可以支持中国的建设，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正是这样，才成立了爱德基金会来接受这些资源。

对爱德来讲，成立伊始就是与“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的工作相伴相行，一方面是将合作伙伴请进来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积极地走出去，去学习了解世界，通过这样的双向交流合作，共同研究探讨消除贫困的良方。所以，爱德一直到本世纪初，招聘人员时，英文水平都是首要考虑的条件之一。否则，“走出去”或是陪同来访，英文不好做不了翻译和项目协调工作。

爱德的主要工作是结合中国的需要，设法引进更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是起到了桥梁和管道的作用。我为什么把它比作是“公益特区”，因为当时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就先划出一些土地，成立了多个“经济特区”，给予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让它先行先试。而我们爱德基金会当然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机构，由于我们有大量的海外资源以及跟海外交流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优势，因此成了事实上的“发展特区”。

“走出去”还包括学习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跟他们讨论社会问题，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形成一个互动的局面。我的第一次出访是90年代初到菲律宾，当时我发现菲律宾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在社会底层开展各种帮助贫困老百姓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此外，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肯尼亚去的见闻，让我非常震惊。一巷之隔，一面是贫民窟，另一面却是高档俱乐部。我很难理解，那些富人在俱乐部玩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讲，他们有安全感吗？这些见闻，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也更为冷静。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懂得报恩的，同样，作为爱德来讲，原来是接受援助的，现在是要尽我们所能去回馈国际社会，履行人道主义责任，这也是义不容辞的。因此，爱德基金会早在90年代就开始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援外项目，例如，将中医针灸传播到菲律宾，直到本世纪初他们还来问我们，能不能再寄一点针灸的针给他们。

近年来，国家更加关注“走出去”，花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来推动开展“走出去”的工作，当然这是国家战略，政府拿出资金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国门，通过“一带一路”支持其他国家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2012年开始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后，社会组织发展很快一样，我也相信，在“走出去”政策上一旦政府启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同样将会对社会组织“走出去”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援外项目的探索，希望以实际案例推动政府援外资源及其管理办法进一步开放，这样既能够落实好援外项目和援外资金，同时也能够使我国社会组织得到发展，其中一部分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型的组织。

2015年，丘仲辉在肯尼亚内罗毕附近的一家孤儿院看望孤儿

CFF：“第三次分配”普遍被认为是以慈善事业为主。慈善事业不仅要分好蛋糕，也要做大蛋糕。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有研究表明，年度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稳定在1%以上，第三次分配对推动共同富裕的补充作用才算有实质性的体现。您在2015年的时候就对捐赠收入占GDP比重发表过观点，当时举的例子是江苏省，当年江苏迈入GDP万亿元省份俱乐部，而慈善捐赠收入只有不到14亿元。目前来看，经济基础强、公益慈善弱的现象仍未明显改观。您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当前和未来在这方面的价值和使命？

丘仲辉：这个问题比较宏观。第三次分配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在90年代最早提出来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中正式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今年8月份，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再次提到第三次分配，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关注。一方面，面对严峻疫情挑战，我们的大中小企业的发展都遇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党中央宣布全面脱贫，并号召大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特别是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先富帮后富，也是共同富裕的本来应有之义。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之后，好多人都跟我讲，现在是公益事业、第三部门发展的非常好的时机。现在强调共同富裕这个理念，也是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首先，我觉得第三次分配对促进整个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别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条必经之路。作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多元主体的一部分，我们社会组织如果得不到更多的资源，是做不起来的，也很难做好。初次分配由市场调节，再分配由政府税收，带有强制性，第三次分配则属于公民自愿性的。第三次分配要通过社会成员共同的自愿参与、讨论和沟通，达成社会共识。对于第三次分配的前景，我是乐观的，我们还要继续推动。

第二，第三次分配中的各个主体一定要坚持以满足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为前提，要为此做更多的沟通协商工作，包括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的沟通，特别是社会组织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以及跟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沟通。第三次分配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占GDP1%的钱就放在那里，它是要通过不同个体、不同机构、不同市场主体，作为对社会的责任在自愿捐赠的基础上实现的。正因为这样，才是我们社会组织发展的大好时机。如果我们不同的社会组织都能够深入到社会基层，走进社区，去了解不同群体真正的需要，然后根据这些需要去积极募集资金，去有效回应和满足这些不同的需要，这样才有可能做好第三次分配。总之，第三次分配一定是要基于我们社会最基层群体的需要，而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不应该是在办公室里面夸夸其谈来进行的。

第三次分配的多元性也非常重要。社会组织不能只专注简单的救助形式，更要满足各方面的社会需要，包括文化、体育、教育，甚至特定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以及那些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工作，这都需要探索发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地让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灵活，船小好掉头，能够做一些试验性工作，讨论提炼出满足社会需要的方法和措施，成功后再进行社会倡导，让政府能够更多的了解和参考。试验失败就及时掉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样可以供政府参考。只要政府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我想第三次分配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资源太充分，不见得一定是好事，过多的资源往往会形成浪费。社会组织应该根据社会需要去筹措资金，当资金超过你的能力，你就应该刹车，应该主动放弃，这样才能保证你能够用好募集来的资金。这也是我们要做到的自律的一部分，而往往这时候是最难的。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律和诚信，我想这是做好第三次分配的基本点。这方面的倡导是不能忘的。只有更加合理、更加透明公开地进行资源分配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做好我们的公益慈善工作，第三次分配才更有底气、更可持续。

CFF：公益慈善在党和政府眼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GDP占比上，也体现在带动就业的问题上。和市场主体相比，社会组织主体数量还非常少，带动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您在2019年回忆朱传一先生的文章中提过一段往事，说是上世纪90年代，在爱德基金会的一次董事会上，朱传一先生提出发展公益事业还可以增加社会就业，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爱德基金会多年来，主动发起和培育孵化了一大批社会组织，带动了不少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在这方面，爱德的考虑是什么？

丘仲辉：传统慈善的概念往往被理解为救助和奉献爱心。当时朱传一先生在董事会上提到可以增加就业的观点，有的老同志是不能接受的，大家认为这是个事业，靠的是奉献，怎么还能与解决就业扯上了呢？但在现代慈善的观念里，做慈善和解决就业并不矛盾，因为公益，客观来讲是一个行业，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志业。志业是一个人带着爱心去开展工作。你不能要求所有参加爱德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一开始都是来做奉献的，那就变成一种强制，而不是自愿了。人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此首先需要一份职业。我们爱德不仅在城市，在农村也培育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就业的问题。

公益是一份有内在驱动力的事业。我们希望员工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把公益慈善当做一份职业来做好。比如，他对环境保护事业感兴趣，关注这方面的工作，也符合他自己的理念或者愿望，那就更好，更有可能做好这份环保公益工作。现在我们社会讲得比较多的是初心，或者说对工作的热爱。一个人热爱环保，那他就可以找环保机构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他干的时候才会有不竭的驱动力，把此作为一份事业来追求。

但是从事公益行业的人，仅有兴趣和热情是不够的。基于公益行业对社会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是需要的：一个是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基金会、社会组织不是简单的过路财神，人们把钱捐给公益组织是因为信任你的专业性，信任你能够把钱管好，能够根据老百姓的需要，充分发挥资金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才是公益组织所要做的。如果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不够，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成长，更不可能长期存在。另外一点，我们讲第三次分配也好、慈善事业也好，最重要的是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刚才讲我们理想中慈善捐赠未来能够达到GDP的1%，1%其实也很小，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一方面公益慈善对社会和政府有倡导作用，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思想、精神方面的创造，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人们能够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之后，持续地满足在精神上的需要，这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具有更为宏观和长远的意义。

虽然我们还要通过艰巨的努力才能达到慈善捐赠占GDP的1%的比例，但是我认为不要小看这1%。客观上讲，我们在社会当中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去积极地推动和发挥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样社会组织才更有意义，才更有存在的价值。

2013年，丘仲辉在雅安地震一线参加紧急救援活动

CFF：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和传承。您对基金会论坛和长青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何期待？

丘仲辉：我最近参加基金会中心网的理事会，还特别讲到了商玉生老师所从事的行业透明的工作，其实就是基金会中心网的缘起。我建议不仅要把基金会中心网的常规工作做好，还要进一步把信息透明化做得更好。

另外一个，要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研究，找出一些行业内的共同问题、困难或者弱点，并且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的工作，特别是要发挥行业里面年轻人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好透明治理，真正推动行业的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行业一些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基金会论坛要更多地加以总结，每年开的各种论坛、会议要能够更多地结合社会的需要，提出更多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尽管没有直接的介入，但我一直非常支持基金会论坛的工作，并此寄予厚望。

长青图书馆是基金会论坛为公益慈善行业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如果要长期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注意历史的积淀。尽管我们还很弱小，但是应该注意积累自己发展的历史文化，以前所走过的路对现在和将来的路，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长青图书馆的工作刚刚开始，我希望长青图书馆将来能够一步步记录我们公益行业发展的历史，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如果等几十年之后再去做的话，那就很困难。

坦率讲，像我们爱德基金会，参加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时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离世，现在要再去追寻当初的情况就很难了。正因为这样，我特别欣赏基金会论坛做的工作，不仅是为行业搭建交流的平台，也开始记录行业的历史，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愿意提供支持，大家一起来推动行业的建设。

一家机构和行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像我们当初成立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很多人不理解，说爱德这是在培养自己的对手，其实不然。我们培养更多的社会组织，是希望形成一个大的事业、大的行业。行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我们自己才会有发展壮大的可能。没有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CFF：虽然基金会在中国内地已经有40年历史，但是就目前全国8700多家基金会的数据来看，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仅占总数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大部分基金会的从业者也相对偏年轻化，大家对于行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可能并不十分清晰。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丘仲辉：大多数基金会是近10年才发展起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行政性的背景，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公募基金会或者企业基金会。据我了解，很多企业基金会成立，跟创办人的关系非常重要，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发起成立企业基金会的时候，对整个基金会成立的目标其实不是很清楚。因此，我还是非常希望基金会论坛在行业建设方面更多去推动。

中国基金会虽然年轻，但年轻有年轻的好处。我总是希望应该有更多的创新，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创新的动力依然不足，所以我认为要增强驱动力。加入这项事业，我们要有足够的驱动力，这样我们才能做好。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持守，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的自律、我们的透明、我们的志愿性，同时又能够形成一个基金会行业或者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创新的局面。与市场来比，我们的驱动力、创新力以及发展速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向市场学习，向社会学习。

CFF：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于基金会行业在未来5年乃至15年新征程上的表现，您有什么祝福和期待？

丘仲辉：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人都要去思考，去回顾，去检查。有的时候，转变是很痛苦的。我们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新的世界形势，以及我们国家新的发展阶段，初心和愿景不变，但具体工作一定要去适应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战略、策略、措施。我们只有把个人的命运、机构的命运，融入到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中，融入到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才是必然的，也是乐观的。

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组织通过这些年的发展以及今后的努力，会在国际上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我们会随着国家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潮流之中。

我有的时候也反省，为什么年纪越大，好像驱动力更足了？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推动事业进一步的发展而添砖加瓦。爱德基金会的愿景是让生命更丰盛，让社会更公正，让世界更美好。这样的追求是永不止息的。当我看到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见到过去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看到他们现今的情况，我想这是不竭的驱动力的源泉，也是我们讲的生命的丰盛，这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见习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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