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价值奇迹而非数量奇迹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课题组 赵 晓 陈光磊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次贷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7年以来一轮通货膨胀之后物价开始回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从数据来看货币流通速度放缓，表明收入增长预期下降，不排除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全力保经济增长成为了政府的重点任务，并针对财税、信贷、外贸陆续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
    短期的政策措施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类间接刺激消费的，如推广医保、社保覆盖范围等。第二类是鼓励投资的，如取消利息税，推出增值税转型，即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第三类是针对具体产业和市场的，如下调按揭贷款利率，购房契税调至1%，首付降为20%，再次上调出口退税提振房地产市场和帮助出口商的措施，和提振股票市场的央企回购，下调印花税等。最后不排除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这些短期措施能否有效还很难判断，但此番次贷危机表明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还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
    正如次贷危机是美国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败一样，长期的政策应当以顺应市场机制，提高资源效率为导向。应当结合这一角度来反思中国国内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尤其是这轮的通货膨胀问题，因为通货紧缩往往发生在通胀之后，是对之前的通货膨胀的一种过度纠正。
    中国离健全的市场经济还很遥远，尽管存在私人所有权，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支柱在中国还是不存在的。从资源配置效率上看，国内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产权缺失下的无效供给或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和需求失衡。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仍是产权缺失，市场不成熟的改革周期性问题，对中国通货膨胀完整的叙述应该考虑中国经济制度有效地分配资本和更为广泛的经济资源和机会的能力，这是短期政策措施所无法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不可避免地权衡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
    从制度层面来看，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问题，产权制度的变化是核心，而其次才是价格和资源配置问题，即利用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人们易将两个问题混淆，或以用价格理论来回答产权制度问题，强调超产权的市场竞争，很多国有制改革措施是在这种主流意识引导下进行的。
    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承包制到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等，产权改革的内容成为了以国有制为基础，提高国有制的效率的市场化。为此，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模式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双轨制、模仿新兴工业体国家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区域分权。这三个制度安排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但经济效率方面还是存在弊病，以至于产生效率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双轨制
    相对东欧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实行双轨制（区分国资和私资，施以不同规则）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目前大中型国企的“产权改革”的内容仍主要是确认中国机构中的初始投资人，如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然后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进行分配再分配，对国家所持有的资产股份进行上市，还是由政府和国有机构绝对控股，而并没有完全解决产权问题。
    这些改革措施的理论基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这个理论认为现代的股份制大公司，已经是一种准公有制，公司经营者的管理权变得比股东财产权更重要。两权分离是一个容易误导人的概念。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界定了的，不同的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易。
    借助发达的股票市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私人财产权对管理的间接控制。股东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股票来控制自己的财产值，形成对经理的强大间接控制能力，此种压力比股东直接管理企业时要大得多，从而加强了股东对自己财产价值的控制权而削弱了其对经营过程的控制权。所以西方的股份公司还是一种私人财产制度，跟国内的国有股份公司并不相同。
    从理论上看，改革过程中坚持国有制底线的市场化最终可能形成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控制生产要素部门，而私人对消费品拥有所有权，也可以让价格制度发挥分配资源的作用。
    这种制度运作的方式是，国有资本控制重要部门包括银行业、邮电、铁路、航空、保险、石化、钢铁等，并通过股份制形式增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和物价部门，按照市场供求差调节生产要素价格进行总量平衡，供不应求严重时提高价格，供过于求严重时降低价格。
    但是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指明了其内在的矛盾。人们关心价格，是因为价格通过预算约束影响盈亏。如果预算约束不是硬约束，即盈亏不重要，那么价格即使是对的，效率也不会提高。
    从要素市场的改革进程来看，国内油、电、煤、运及银行信贷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实行的是行政定价方式，并且一般都是以低于供需平衡的价格供应。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对生产和投资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对投资方向进行控制。
    价格管制的目的并不是造成供求不平衡，而是通过官价和市价之差，把一部分租值变成不受私人财产支配，任何人都可合法抢夺的“公共品”。政府通过生产要素的官价和市价差，控制了相当的租值，而人们害怕无谓抢夺造成的租值耗散，不得不依赖政府用行政权力，来分配这种租值。毕竟用等级特权分配租值的竞争规则，比无序争夺要有效率。
    用这种办法，政府可以控制相当的租值，用这种租值来控制所有企业，并基于所有制的等级次序，控制整个国家和经济，即国有经济的力量通过其所控制的国有垄断资本数量而扩大了。如果没有市价与官价的差别，则政府不可能直接控制租值，国有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将危及垄断地位甚至生存。
    同时在一个国有资本垄断的环境，要计算国有资本到底效益有没有提高是个问题。因为不管它的答案如何，真正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效率越高，市场规则也就越不公正。所以，双轨制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会加剧收入分配上的有损效率的不平等。
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东亚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模式，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绩效，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1978年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通过模仿新兴工业体国家的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如建立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充分利用了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沿海东部城市也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经济发展过程是由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决定，专业化程度高，生产率高因而经济发展越快。而复杂的分工组织及其有关的合约制度主要由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创造。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发达的分工组织后，落后国家的政府和私人可以无偿得到这种组织信息，工业化速度可以比当年先进国工业化快得多。由于模仿的主体不同，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来推行，在财产法、公司法等制度方面模仿，让市场和私人企业去自动寻找新工业化模式。新兴工业体国家基本采用这种方式让市场进行制度和组织模仿和创新。通过生产劳动密集的制造品，以交换资本、技术密集的产品，利用比较优势加速工业化。
    二是坚持政府和国有制主导的国家，可以用政府组织和计划经济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市场，来模仿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即“大推进”工业化。在社会分工不高时，齐头并进，依靠国家发展战略计划组织成套设备投资，发展很多非常专业化的工厂，使分工水平跳跃性提高，迅速形成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前苏联式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制提高积累率的政策，都是对西方国家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以及投资率在起飞时期迅速提高等过程的模仿，实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
    上世纪50年代起飞时，前苏联的成长率不亚于四小龙，但是毁弃了有关的产权和法律制度，自身缺乏原激励，当模仿的潜力耗尽后，不能自己创新制度，经济成长前功尽弃。
    上世纪50代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在苏联取得巨大成功的示范作用下，中国选择了模仿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利用计划手段迅速建立起一套工业体系，同时又造成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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