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床难求”与高空置率并存 黄石松：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大痛点是结构性矛盾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公办住不进、民办住不起，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养老服务找不到人，农村与城市养老倒挂，养老服务业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种种矛盾困境也益突出。

4月25日，在“2019智汇养老北京高峰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养老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石松认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痛点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如供给与需求对接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传统三种养老方式的矛盾、要素价格与成本的矛盾等。对此他提出要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以及构建老龄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等建议，他希望未来中国能有一批像华为一样掌握核心技术的养老科技企业。

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交织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比例就算进入老龄社会。2000年前后，全球按照老年人口数除以总人数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0-15岁（含不满16周岁）人口为24860万，占比17.8%，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占比17.9%。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岁以下人口。

黄石松表示，人口老龄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命题，具体到中国zh发展方式转变叠加人口老龄化是贯穿21世纪中国基本国情，甚至更长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的，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安排将为全球提供借鉴。

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各种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黄石松分析，政策变化的分水岭应该是1982年维也纳大会，此前各国更多的考虑是地球爆炸、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过战争减少人口，总之就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快速膨胀，认为地球养不活这么多人。实际上随着新技术的革新，能源、粮食问题，都逐步得到了解决，像各种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太阳能利用、页岩气开发等等。在1982年的联合国维也纳会议上，正式把老龄问题作为重要的议题，之后许多国家的政策是在关注鼓励生育、移民，以及构建社会化健康服务的体系。

与西方国家老龄化进程不同的是，黄石松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发展交织在一起。西方很多国家是在完成了城市化和基本保障制度搭建以后进入老龄化。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一条线就是快速的城市化，人口向城市迁移。另外一条线就是人口的老龄化。“我们还在逐步完善公共服务，还在实现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突然很快迎来了人口老龄化。”

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新调整的标志。“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区域的整合，资源整合都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提出来怎么走出一个人口密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的发展新路，这个新路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怎么应对人口老龄化。”黄石松说。

国内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一直面临“最后一公里”困境。对此，黄石松认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供需对接、降低成本、提高全行业生产效率，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要紧紧抓住信息化的特点来思考我们整个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另外，黄石松表示，完全用中国资源和条件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怎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解决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他觉得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跳出中国应对老龄化，来看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大家都提出来国外有技术，中国有市场，我们要反思是、在运用市场的同时，怎么建立我们核心为老服务技术创新的体系，真正形成我们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为老服务核心技术和核心企业，这是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

结构性矛盾是最大痛点

有媒体调查指出中国式养老院的现状是，公办的住不进，民办的住不起。

“我们大多数人愿意支付、能够支付的能力低于我们现在提供服务的成本。”黄石松表示，要素价格与成本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之一。此外还突出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性矛盾、传统养老方式结构性的矛盾，以及新兴和传统的养老方式之间结构性矛盾等。

黄石松计算的成本构成首先是土地，其次最大成本是人工成本，两者都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北京市人大做过一个调研，北京市大约有13万张养老床位，实际上入住率也就是50%左右，郊区的更低，城区的高一点。“一方面我们缺大量的床位，另一方面我们是高空置率，这就是结构性的矛盾。”黄石松说。

同时存在社区养老定位不明确，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不清晰的矛盾。社区、居家、机构养老三者之间是什么格局？怎么形成相互融合，错位经营，相互连接？黄石松认为，一方面靠体制机制，一方面靠技术革新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依托社区延伸到居家专业化的服务怎么体现的问题。

据了解，国民GDP增长在6.5%或者6%左右，就可以提供1000到1200万的就业机会。“我们还有很多大学生，每年六七百万大学生就业，很多读完大学就失业了，这又是结构性的矛盾。”让黄石松体会深刻的是，养老服务行业却没有年轻人愿意干，找不着人，留不住人。而我们又有这么多人找不着工作，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性问题。

对此，黄石松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了新时代深化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10条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发展规划。“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把它放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放在不可逆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跟我们两个一百年目标，整个目标相适应，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这个事。”

黄石松还建议加快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龄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等，“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上最前沿的为老服务的核心的技术一定要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我们一定要出来一批像华为一样，在老龄科技方面伟大的企业。”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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