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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大资管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 留下创新空间

作者:石省昌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7-06-04 15:49:26

摘要:6月4日,在“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主题论坛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指出,大资管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大资管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 留下创新空间

华夏时报记者 石省昌 北京报道

6月3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在北京召开。6月4日,在“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主题论坛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指出,大资管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

中国大资管具有60多万亿的规模,需要相匹配的监管。王忠民认为,大资产监管正在从严,堪称“监管的风暴”。

实际上,投资不是转向实体当中,相反投资套利又多了一些。短期的投资多了,而长期的投资少了。“为什么资本、不同类的资产趋利避害的时候都存在金融工具之间可套利的逻辑实现?”王忠民提出这样的疑问。

原因在于,随着资产的类别在增多,人们在不同资产类别中可以有丰富多彩的、交叉的、多维的、时间的、结构的各种选择。每时每日都在创新的金融事件,给监管带来困扰。

王忠民介绍,初期的监管逻辑是所有的资本都是国有,就用国有监管的一种逻辑指导资本做什么。比如说,银行允许谁去做,以多少资本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可以做银行杠杆类的存贷业务。保险允许多少资本、允许谁就任命谁做。

“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开展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开展了这样、那样的保险,当然也包含了具体品种的审批,我们把这样一些准入看作机构的准入,我们把量化审批看成是产品业务线的审批,因为你是国有资本的,我一定要说,你在我规定的和有效的风险收益下做这样的东西。”王忠民对国有监管做出了解释。

王忠民认为,以上这些可以概括为准入式监管、量化式监管,既可以是业务链条的批准式的,也可以是每一个新产品的批准式的,因为监管层过去批每一个产品,批了以后才可以做,有一个审批的逻辑程序。

实际上,用这样一个国有资本、国有机构、国有投资、国有收益一揽子的生态逻辑,会发现监管就是要对它的每一个行为给出清晰、可监控的逻辑,才可以让整个金融生态按照初始的国有资本和金融国有资本下的逻辑进行监管和发展。

但是,这种监管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如果我进入一个业务线,发现另一个业务线还在做,就要用各种金融逻辑把原有的被审批和被监管的东西打通进行资产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资管的时代突然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借用我,我可以借用你。这就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利益是头顶下的资产管理要求的金融市场的一幅景象。”王忠明说。

王忠民指出,因为监管模式在变化,就要权衡利弊,即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如果让市场只能在某个价格的通道当中运行,总是要规定很多东西,其结果就是市场会感觉“创新与金融监管”逻辑不清。

“你今天说不让做,如果我们预期到不让做的话,我们早早就卖空。如果你明天又让做了,我又早早进入到其中,或者是在进入当中我是领先的,我就会挣钱,我会在你准入的管理,包括产品、业务、机构的准入管理,在当中摸索、发展、变化。突然间我还可以穿透,在你没准入的地方我可以悄悄做、不声张地做,也可以挣钱。”王忠民说。

因此,王忠民认为,继续沿用准入、量化、审批、规定价格区间的价格决定的逻辑监管的时候,会损失一个东西——丰富多彩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让自己的资源通过金融的配置得到最优资源,即使是提高一个基点(Base Point)的效率,也可以在交易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当中去,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会相对艰难一些。

王忠民直接指出,监管应该调整一个基准,改变过去的准入、量化、价格、监管,不管具体的行为而是只管一个行为——信用。投资者、资产拥有人、金融资产的管理机构做股票、债券、货币发行等等,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信息准确、责任单纯对称、收益和风险之间匹配,就可以在市场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王忠民认为,今天市场当中惩罚的、挖出来的全部都是欺诈,全部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全部都是一些用非信用的逻辑在金融市场当中攫取不当的收益。当然,用信用监管的方法规避了这样一些东西,而留下无限的创新空间的话,今天资产的多元、丰富就可以伴随创新的丰富、多元,就可以在创新的基点当中永远想好的创新,而不想无限的套取别人的东西。

“资产越来越多,资产管理、资产经营、资产发展、资产盈利、资产风险都会匹配、成长,我们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王忠民发出呼吁。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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