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缩映射全球结构性问题严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但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近期全球市场剧烈动荡，为全球复苏的前景陡然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从金融流动性到经济增速，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面临着严峻考验。

全球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和通胀低迷同样引发了全球央行的忧虑，如何为全球复苏开处方，摆脱“停滞型增长”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大难题。何谓通缩？尽管学术界对其含义各有界定，但都强调一个必要条件，即物价全面持续性下跌。

当前，包括发达经济体、中国新兴经济体等多个经济板块在内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根据摩根大通全球通胀数据，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通胀率仅为1.6%，不仅低于去年底的2%，更远远低于1990-2013年间全球通胀11%的平均水平，欧美国家的核心通胀率偏离于通胀目标轨道，即便是欧洲央行祭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也难以力挽狂澜，欧元区通胀率仍徘徊于临界线附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结构性问题突出，工业生产下行，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因素有所增加，而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上行的因素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临近，加剧了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美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货币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前提。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这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的量化宽松周期开始转向紧缩周期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美元升值效应通过“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价格总水平。

美国既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入者”，也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者”。由于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基准计价货币，美元的持续升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

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和产出缺口扩大也导致通胀低迷，甚至是通缩的重要因素。2008年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来，全球需求动能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08年至2012年，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例由6.9%升至9.5%。金融危机肆虐3年间（2008年至2010年），全球进口总体萎缩8.4%，中国逆势增长23.3%，成为全球需求的主要支撑者之一，然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启动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进程，增量需求大大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的竞争焦点直接导致了全球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和国际贸易先行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由2014年11月的1464点跌至目前的905点，跌幅高达38%，为30年来的低位，凸显出全球经济放缓和原材料进出口带来的贸易低迷。

美元升值周期进一步加大了债务通缩压力。根据IMF预测，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为50.95万亿美元，规模同比上升2.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为108.32%，同比上升0.66个百分点，债务风险依旧困扰着发达经济体。

美元正在步入新周期，将会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上升，并推升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上升。据IMF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的非金融类企业的海外发债规模出现了急剧飙升，其本质大多是新兴市场大企业利用离岸子公司通过在离岸市场所发行的债券、跨境外币贷款来进行资金套利交易。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14-2018年，所有新兴国家需要展期的企业债务将达到1.68 万亿美元，其中约30%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新兴经济体债券展期成本将显著上升，债务风险将随之升温。

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和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更为深远。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2008至2014年期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以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美系国家和中国在2006－2009 年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周期峰值，欧元区和日本人口周期已于1988－1992年见顶，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进一步引发全球需求萎缩和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的7年实践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渐变，逃离通缩和流动性陷阱区域，单靠延缓美联储加息和全球央行再次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眼下，全球面临的通缩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须结构性改革应对，如何寻找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