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网络谈谈

　　■吴小曼

　　一男一女，在三里屯优衣库相遇，电光火石中，他们把试衣间当成了卧室，激战中借助现代通信工具手机拍摄整个过程，并及时与朋友分享，好友顺手发至微信圈，圈子交互扩散，视频被刷爆，“优衣库”成了当下最热热词，以至有人怀疑优衣库是为了点击率而做的“另类营销”广告，事后有关方面介入被确定为当事人的“及时分享”。

　　人人自拍的时代

　　“我自拍，我存在”，有人把手机一族称为“低头一族”，意即他们已经把手机当成了生活的平台，如肢体般与身体有了依存关系，而随手拍摄与信息的相互分享则成了“微时代”自我确认的方式，“优衣库视频”当事人正是这一族群的新人类，典型90后，也就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人人自拍”是他们的口号，用以取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们没有太多的怀疑，只关注于个人的需求，而科技的进步把一切都变成了可能，时空被打破，距离被缩短，效率将提高，而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则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想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效率变化，从步行、马车到蒸汽机，随后的电脑时代，现在的脸书时代，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从“媒妁之约”、“闪婚”到“拥抱陌生人”，人类生活外在的变化总是没有这种内在情感变化让人充满隐忧，不少年轻人把自己的“视频”张贴到优衣库将其看成是“争取性自由”的一次声援，而更多的人则将其看成是对自己的“冒犯”，手机作为私人工具，但网络已将其链接成一个整体，我们在享受有效资讯的同时也被迫接受无用的垃圾信息，我们的时间被切割成小块，生活日益碎片化，每个人通过“自拍”获得的确认感瞬时又会被新的分享覆盖和瓦解，它促使“个人”变得焦虑与孤独，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当资讯与选择变得丰富而多样化时，科技并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心灵自由而是孤独，但人类渴望通过技术去突破生活的边界的冲动却一直未能停止，爱立信CEO卫思翰先生预言，全球移动手机使用规模在2020年有望达到95亿，这将意味着全球移动手机使用数量将超过全球人口。

　　这是美国正在推动的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他们预言的未来将是移动终端搭建起来的人类整体家园。如果社交软件能突破语言障碍，真正的世界整体终将实现，这是乐观主义者所设想通过技术实现的人类“大同”、民主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这种由虚拟空间延伸至现实生活的政治颠覆与生活改变则让悲观主义者看到信息泛滥对个人生活的伤害，当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几千年来人类内心的“完整性”则在被破坏，“优衣库事件”是一个节点，它让追逐互联网变化的我们开始审视新媒体带来的信息民主化传播方式会不会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垄断，这将取决于科技精英背后的权力是否被驯服，不然人类通往自由之路也会演变成“新的奴役”。

　　从压抑到开放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中国急需一场性解放运动。”看似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优衣库事件”后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说，“作为受孔子性节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一直把性的纯洁和私密性延伸至毛时代，但他们这一封闭的观念却被市场经济和自媒体打破并走向了反面。”

　　“从压抑到开放、甚至泛滥”，中国人的性行为、婚姻与情感从政治支配慢慢向个人抉择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多元，但性依然作为一种文化禁忌不能公开谈论与表达，这是我们的文化与政治惯性使然，而性作为社会资源与“个人自由”的双重性在中国变得十分敏感，回想中国互联网技术的每次革新，性总是作为个人开放标志与社会公众事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情绪的相互激荡与消解，这与互联网在其他国家促成的民主抉择与政治的多元相反，这也是互联网在中国20多年发展让更多的网民从外部事件转向自身需求的必然，目前他们把“性”作为个人自由与表达的一种方式，但以“牺牲个人隐私”达到的“公共性”背后一定是暴力的观赏，这也是公共话题有意被抑制而无限放大个人话语与需求带来的社会现象。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行为的大胆与观念的落后，他们对公共事件的冷漠和对个人消费与性的热情。

　　“律师维权事件”的关注度显然没有“视频事件”高，这也是部分人士担忧的信息的泛滥、自媒体刷频与覆盖带来的“随时消费”，最后留不下一点痕迹，这也是传统媒体人士不愿告别纸媒的原因，但人类对物质性的迷恋终将会因为我们对效率的追逐画上句号，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聚合时的“巴别塔效应”所形成的涟漪。

　　巴别塔隐喻

　　巴别塔是人类整体与技术的象征，《圣经》故事记载人类在远古时代已经发展出强大的科技技术，当时人类说一样的语言，他们思索相同的事情，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荣耀自己而不是上帝，他们日渐骄傲于自己的技能和征服世界的能力，最后想到建立一座高塔来宣示人类的能力。这座塔作为权力、技术的象征却被上帝摧毁了，人类从此被分割成民族、部落等不同区域，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只能向内发展。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集聚部落力量建立起族群之间的亲密关系，相互合作与分工，婚姻成为很好的个人与社会的粘合剂，但人类还是不满足于这种分割，他们不断摸索，聚合，通过战争、商业、贸易与联姻的方式不断突破彼此之间的边界，然后借助政治、国家等新的组织进行竞争与接近，但他们就是不愿向上发展与上帝的关系。

　　如今，科技技术的发展终将突破民族、政治的疆界，但人类心灵的围栏却难以拆除，甚至民族主义、种族、文化冲突越来越激烈，这是不是如同巴别塔的隐喻，人类难以跨越权力野心的山峦呢？

　　从个人表达到自媒体

　　回顾互联网促成的“个人表达”的变化同样是个人在自由与边界之间的挣扎。

　　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兴起，随后网络媒体涌现，传统媒体首次面临挑战，大量传统领域的从业人士向互联网转移，被称为是第一代“弄潮人”。本人也曾跟随《中国图书商报》主编陈年跳槽至卓越网，试图打造中国的首家“电商平台”，把图书生产、销售与终端客户联结在一起，当时我们签约的第一个作家是卫慧，她作为“身体写作”的代表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当时这些“70后作家”完全是传统与网络的过渡，它引起的争议也是空前的，因为它让我们首次正视个人生活、文化写作、市场化经济与消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阅读趣味变化。还有更多人惶恐电子阅读对纸质出版的替代。

　　网络让“人人可以成名”变为可能，2003年，木子美横空出世，她的日记《遗情书》在天涯论坛连载，其尺度与真实让人议论纷纷，木子美很快代替卫慧等“美女作家”成为新的时尚人物。木子美日记因牵涉到的真人与大胆一度被关闭，而博客的出现，则让“个人表达”成为可能。木子美再次引起关注，并成为博客时代的“草根作家代表”。

　　木子美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博客是很好的个人媒体，它能够让个人的表达欲得到满足。我觉得在中国，“个人主义”是受到限制的。你要张扬个人、表达个人，如果没有网络这种媒体，没有博客，你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意义在这里。博客是用来表达自己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表达的东西，想让别人比较系统地了解，博客这种形式目前是比较理想的。BBS也好，其他的网络也好，都没有那么的独立。

　　网恋、一夜情、多偶同性婚姻等社会禁忌话题得以在自媒体上表达，这被视为一种生活进步，但离婚率上升与婚外恋增加也让人感到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威胁，所以个人行为的变化与观念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木子美的“性日记”就是对这一禁忌的挑战。

　　与木子美等大批“草根博客”名人不同，一些精英人士也通过博客这种自媒体展现自己，其中涌现出的很多博客名人像韩寒、李承鹏、慕容雪村等开始关注社会生活与公共事件，他们被称为“博客意见领袖”，2008年汶川事件让他们的名声达到顶点，以致让人感到通过意见人士、网络达成的社会共识有望推动政治领域的参与与改变，但一次次的网络娱乐事件与方舟子打假，以及“去公知化”等让这些人很快失去了领地。颠覆与消解，最后你会看到自媒体从博客热、近年来的微博热到现在的微信热，“意见人士”在消失，“性的表达空间”则由木子美的日记发展到视频展示，可谓尺度与行为都在放开，但最后又在权力的介入下消失，这构成了最近几年新媒体的此消彼涨。

　　前两年的微博热，随着“大V”等“个人生活污点”而降温，据说目前除了商家把微信当作广告平台延伸已经没人使用，这是不是技术的替代与人的倦怠总是在相互交替呢？

　　有人嘲笑昔日“大V”潘石屹已经“信教了”，李开复“病了”，薛蛮子成了“性丑闻”受害者，而不变的是木子美，人到中年，身材依然没走样，她还在坚持写“性专栏”并做情感咨询，解决了中国男人扭曲的性心理问题。

　　而几天前王林事件的曝光，媒体与舆论再次形成“倒王”力量，微信上被转载最多的是署名王朔的文章《王林事件脱掉了中国精英的最后一条内裤》，经济学者吴晓波只是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一点看法，意思是自己的父亲当年作为研究气功的科学家如何走上练功之路，自己因缘际会差点与王林合影，不然也会被认为是与“骗子合污的人”，那些企业家、明星与王林合影，之中也不乏有对生命及未知领域好奇的人，但为何会据此被媒体与网民嘲笑成智商低下。而更有甚者，他们根据最近几天的微信事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精英阶层在“王林的客厅里堕落”，中层人群在议论“律师维权”，社会屌丝人群在围观“优衣库”，微信把人群分成了新的聚落，而每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好人”，这是不是有失偏颇呢？

　　随后有人又把吴晓波划入到同情“王林、马云”阵营，认为中国学者怎么能为“伪科学、骗子”辩护呢？“对科学的迷信”是不是一种新的迷信呢？而且这种迷信是包裹在“现代、先进之中”很难让人辨别，所以很多人认为一切“科学的东西都是对的”，一切反科学的东西都是错的、落后的，是骗子所为，王林是骗子自有法律制裁，但依据是否科学来判断道德高低其实是预设立场，它其实很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建设。

　　吴晓波根据自己的经历，说的其实是实话，他希望社会能多些包容而不是敌视，但是目前网络很容易把理性声音覆盖，以“科学主义”横扫一切信仰、人类未知领域的方式都是粗暴的，但很多人自认为科学就是人类常识却看不到科学的局限，人类自认为通过理性设计可以带来幸福，有时却走向反面。所以潘石屹、马云等对生命本身和神秘主义充满好奇并非就是智力低下，而是有超越现实与自身的冲动，至于王林是否具有“神秘力量”还是利用了这些人的好奇心理从而构置了一张人际网络，以达到个人利益目的，或者有人通过他的网络达成商业交易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速度与心理的焦虑

　　其背后还是速度带来的变化与心理日益失衡之间的焦虑。因为看似自由的“自媒体”，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有时甚至不自觉会被“主流舆论”所左右，说明人的思想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变得开明，它甚至会走向新的封闭。

　　人类迷恋科学技术无非是得以论证其已知领域的规律，人渴望效率与速度可以让生活变得快捷，而人类的“心理”却喜欢安全、稳定与责任，如此看来上帝毁灭巴列塔不只是为了彰显他的主权。我在多年来一直不明白这个隐喻，它在《圣经》人类起源很显眼的位置，今天才多少明白“个人选择”如果不是在一种绝对原则支配下就会带来偏差，但人总以为我们基于常识与知识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正确的，这就很难去倾听不同的声音甚至难以认同与我们生活方式不同的人。

　　美国专栏作家博普曼说自媒体把我们变成“一座孤岛”，这看似矛盾的表述却说明了我们的生活现实，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抱怨生活被手机占据，夫妻之间很少交流，有的家庭甚至与孩子的交流方式就是发短信与微信。美国信息博士、牧师刘志雄先生多年从事“家庭青少年辅导”工作，他从这些自闭症孩子心里了解到，这些孩子多是来自“父亲缺席”的家庭，其中以中国大陆家庭为主，他说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很少沟通，父母以为给他们提供物质生活就是爱孩子，这些孩子则把躲进网络虚拟空间当成逃避现实生活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手段。

　　时间被切割成碎片，这也是整体与边界重新聚合产生的新的难题。

　　两个年轻人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从相识到牵手、结合的过程，随后还可以转化成围观与消费行为，这在农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在工业时代一对男女的认识与结合也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是通过反复的了解、交流、聊天与相互欣赏然后组建成家庭。

　　这说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完全提高速度，从资本的角度看它完全提高了效率，这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是商业会拥抱每一次技术革命，但它对传统商业也会造成新的挑战，但传统商业是否就因此衰落呢？

　　人的内心却是另一种图景，它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累积来建立起安全感与稳定感、亲密度，而稳定感又是个人幸福的手段，这就是“视频事件”给中产阶层人士带来的恐慌，他们害怕情感的失衡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个人自由”与边界的拓展。

　　小米是社交媒体的情感专栏作家，她通过交友软件与不认识的男性聊天，然后通过照片确认“见面与不见面”，她认为“自拍”很有欺骗性，往往其貌不扬的男人可以通过照片修复技术让自己变得很酷，而男人也抱怨女人都把自己拍成“美女”，而见面往往会大失所望，但他们通常从节约时间与交往成本的角度出发，也不乏“勾搭勾搭”，而真正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几率则几乎为0，她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从传统的社交圈中交往男女朋友，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打破阶层的隔离，实现真正的“无边界生活”，在她看来还是过于理想化。她采访过通过社交媒体约会上百人的网友，而真正从“炮友”转化成情侣的概率其实很低，她说很多人在虚拟空间拆除了围墙，尔后又在心理层面上加了无数的围栏，这可能是现代人孤独的根源。一方面渴望自我表达来获得确认，展现自己，想通过新的尝试获得更多异性的关注，但又害怕付出情感遭到伤害，而往往通过网络、外在形象获得的好感、欲望却会在欲望冷却后产生厌倦感，对于自己熟悉的圈子又不愿意花费时间去交往，这就让他们陷入及时性的性消费与爱情渴慕的撕扯中，最后有一种“未老先衰”的疲惫感，但她又无法忍受被外界抛弃的感觉，于是就陷入反复交往，失恋，与陌生人见面的生活重复中，而分享情感体验获得朋友圈的认同也是她的一大动力，她说微信时代最大的好处是生活与工作可以更好地统一起来，人人可以成为作家，也可以成为创业者。

　　如今微信引领的“新的创业潮”让很多纸媒的人也趋之若鹜，在本人看来有媒体情结的《三联生活周刊》主创人员也在离职，说明以纸媒所代表的精英化信息传播方式将被民主化取代，但人人自媒体、民主化传播方式也会损害资讯的专业性，这可能是传统行业不会死的理由，由此看来《传道书》所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自有道理，人终将是有限的存在而且是主体，科技不过是工具，不会改变身体结构，由此会促使我们去关注我们的内心，这就是信仰在多年被科学、主义覆盖后今天又复活的原因，只是缺乏“真神”的时代假神也会成为替代性出现。（作者为华夏时报文化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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