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迎接未来的亚太合作

    时隔13年，APEC会议回到中国，在北京召开。北京峰会经贸领域主要议题敲定，其中最重要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这个主题下有三个重要的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9年，成立之初是一个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APEC已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梳理20多年以来的会议主题，除了2001年的上海会议、2007年的悉尼会议等特殊年份，反恐、气候变化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以外，经济合作、区域一体化一直是议题的主流。

    APEC会议还未召开，京津冀鲁等地就开始停工减排，北京实行休假、单双号出行等力保会议的顺利举办。为什么中国如此重视APEC会议？显然，中国有所求，核心诉求就是亚太自贸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加入WTO这步好棋。对比俄罗斯，入世比中国晚11年，11年后，国际经济格局已然逆转，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俄罗斯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角色已经完全被边缘化。这也表明徘徊于国际新贸易体系之外，就意味着落后与失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融入到新一轮的国际化中，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

    目前国际社会正在酝酿新一轮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在内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的国际贸易准则。中国尚游离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不仅可能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由于这些协定往往包括了亚洲多个国家，美国的主导与中国缺席的现实，严重制约了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中国要迎接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其一要加入TPP，其二就是联合自己的一群小伙伴成立亚太自贸区。

    对于中国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因出口增长乏力带来的过剩产能？在国内，不管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拉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不是痛苦就是饮鸩止渴。对外投放过剩产能仍是相对占优的策略。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基础设施，消化自身的过剩产能，并以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球增长，于人于己，都是好事。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金融基础。

    三十年前，日本也走过同样的道路。自1979年起，日本启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包括对华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类。到2009年底，累计总额超过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境外政府贷款总额的40%。其中，日元对华贷款援建项目多为基础设施或重点工程，规模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和施工难度大，典型代表包括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二桥、北京污水处理等以及为数众多的铁路和发电站项目。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宝贵的建设资金及技术，日本也消化了过剩产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与出口大国。时至今日，日本三井公司仍在造船、航运等领域与宝钢有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宝钢与日本新日铁仍不断新建合作项目。

    然而设想是美好的，但实施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亚太国家甚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较发达的如美日韩等国，在全球格局下，与中国呈现竞争态势，对中国欲发起的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的态度可想而知。首批发起成立亚投行的21个亚洲国家中，号称几乎囊括亚洲所有国家，但没有日本，也没有韩国，中国力邀的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也不见踪影。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同属亚洲，亚洲各国就会一条心、亚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会比美国更亲。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那么多铁矿石，也抵不过美国的游说，更何况日本、沙特阿拉伯还是美国的盟国。亚洲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相当多数与日美的关系都要比中国亲近，成立一个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如此艰难，那么亚太自贸区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面临的挑战还不仅于此，无论是成立高于WTO标准的亚太自贸区还是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都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可以生产标准化的商品，性价比富有竞争力，行销全球。但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再是简单把商品卖给别人，需要中国进一步深入到别国内部进行资本输出、提供服务，卖一辆高铁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卖一辆小汽车。

    近年来，中资公司出海，成功的不多，折戟于海外项目的倒是不少。2011年，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正式与中海外终止了高速公路建设的项目合同，这个项目曾经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欧盟国家赢得大型市政工程项目。这个工程由中海外牵头，中国隧道集团、上海建工集团等承建，几家公司无论是项目经验还是人力资源储备都很丰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优质建工公司。但国内的经验在境外落地时，受到境外环保政策、文化氛围、劳工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冲击。中海外发现，在中国1亿元可以搞定的事情，在波兰用双倍的钱都摆不平，中国引以为傲的成本优势在劳工输入限制下，也不堪一击。相较高速公路，高铁、电信更是复杂，中国要做的功课还很多。

    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需要做的，可能还包括帮助受援国建立好的投资环境和私有财产保护，敦促其加快国内改革，一方面这是受援国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是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