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与现实的分界线——“陌生人”的吸引力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9-17 23:35:00

摘要：“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句互联网时代的哀叹并未因哀叹而衰退，人们却越发为手机感到坐立不安。

　　华夏时报记者李北辰北京报道

　　人们面朝手机，低下头颅，仿佛新时代的祷告；朋友之间，用“点赞”重新勾勒友谊；家庭聚餐，晚辈将头扭向自己的智能终端，置身于与远方人的“气泡”之中，留下长者的无名怨愤。“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句互联网时代的哀叹并未因哀叹而衰退，人们却越发为手机感到坐立不安。

　　不少人将此视为时代困境——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交网络拥有现实无法比拟的吸引力，让人近乎于“失控”地对身边人选择淡漠。最近热播的央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将人类从现实搬向虚拟的过程比作移民：“当互联网时代迎面而来，学者们将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移民与五百多年前航海家哥伦布的远航相提并论。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目的——为了新的生活。”

　　不可否认，通过口袋里的小小手机，人类正在重塑比以往更大的自我，也重新定义自我与他人的边界，而真正的疑问是：这到底是扭曲还是丰富了我们引以为傲的人性？

　　孤独的表演

　　直至今日，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也从未公开解释过微信启动页的寓意：一个男孩留下落寞的背影，远眺母星。这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孤独。事实上，一种主流观点就认为，尽管微信用户已超过欧洲总人口，但看似不间断的联系，却令人们更为孤独。

　　为什么人们会成为手机的囚徒？若寻求心理学的解释，恐怕没人能给出比雪莉·特尔克更好的答案，这位被誉为“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的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醉心于网络聊天室和虚拟社区，撰写专著庆祝互联网将指引人类奔向光辉岁月，并登上被极客们奉为圭臬的《连线》杂志封面。但是，二十多年之后，她不再乐观，转而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反思者之一。

　　在特尔克看来，社交网络极具诱惑力，它恰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我们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时常感到孤独，同时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社交网络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

　　拥有听众，意味着拥有存在感。某种意义上，微信朋友圈更像是人们“秀存在感”的舞台，朋友圈未处理的消息提醒变成了存在感的标识。不过，在谨慎的特尔克眼中，这也许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在不需要真正友情的情况下体验被关心和陪伴的幻觉，我们借助技术找到和别人保持联系的感觉，并可以舒服地控制这种联系。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么舒服，也没能很好地控制。”

　　由于技术手段的更迭，相较于现实中的面对面沟通，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大多数的人际关系，在虚拟世界交流似乎更为游刃有余。换句话说，如果生活是一场表演，那么在社交网络上则可以演出“最好版本”的自己。特尔克曾问过一名沉溺于短信的少年，为何不面对面交谈？少年回答：“因为面对面交谈是实时发生的，你没法控制你要说什么。”

　　在心理学上，无论微信还是其他社交工具，都能让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我们可以编辑——就是说可以删除、修改和润色我们的面容和声音，甚至整个形象。”谁都希望做最好的自己，哪怕只是一场孤独的表演。

　　原始社交需求

　　不过，这位焦虑的心理学家似乎忘记回答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感到“孤独”？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暗示了另一条被忽视的逻辑链：是手机导致“孤独”，还是“孤独”导致人们无法放下手机？他们的回答是：与其说社交网络是互联网时代令人上瘾的香烟，不如说它满足了人类原始的需求。

　　学者们从进化心理学上给出解释：人类是群体性最高的物种，原始时代，与他人建立联系对个人的生存无比重要，对群体的归属感也内化为一种心理需求。祖先时期，部落对个人最重的惩罚往往不是处死，而是驱逐出部落，这种惩罚机制也随着时光流逝转化为古代的流放，以及现代的囚禁。这种对与社会失去联系的恐惧根植于大脑，延续至今——某种意义上，无论电话还是社交网络的发明，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都是人类对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本能需求。

　　事实上，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干一件事：用技术延伸身体的可能性。到了互联网时代，延伸人类的社交能力，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于是，当人们漠视身边人之时，也在满足着扩大社交，追寻想象中的人际关系，与更多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彼此连接的需求。

　　让未来更好?

　　几乎所有预言者都认为，无论排斥还是接受，社交网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只是冰山一角。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今人们对社交网络既离不开又不堪其扰的矛盾，或许只是因为它黏性不够，或者说，它不够好。

　　正如特尔克的核心论点，无论微信、facebook还是推特，今天的社交网络总令人感到冰冷，缺少温度。在一次演讲中，互联网研究者王煜全表示：“这是因为互联网剥夺了面对面交流的情绪的部分，使得我在与其他人交流时像是和机器在交流，得不到那种从属于某个群体的安定感，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感情寄托。”而事实上，与情绪相关的计算，已成为不少公司着重研究的对象。

　　另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是：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个朋友？毕竟，微博上动辄上千的“好友”可能连认识都算不上。理论上，这个问题已被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解答。早在二十多年前，根据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厚度，邓巴提出了非常著名的“邓巴数”，即“150定律”——150人是人类大脑建立彼此相熟的社交关系的上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交网络也许会告别如今混乱的所谓“好友”管理，而是告诉每个人，谁才是你真正的150个好友，以及实现更多现实意义上的社交功能，而非漫无目的浏览一个与你不相关的人今天上午的早餐。

　　当然，无论“低头族”还是“微信依赖症”的出现，都说明当下人们生活的某种分裂，而没有人喜欢分裂。“设备应让我们更人性化，更活在当下，互联网并不代表我们应有两个区分的生活——真实生活和数字化生活。”谷歌X实验室负责人Astro Teller这样认为。

　　过往的岁月已经证明，成功的发明终将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正如全球互联网文化代言人凯文·凯利所言：“我们不再认为椅子是科技，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椅子，但曾几何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椅子到底应该有多少只腿，应有多高。当我们试图使用它们时，它们经常出现散架的情况，可过不了多久，电脑也将像椅子一样，成为微不足道的到处都有的事物（之后再过数十年，电脑就跟一张纸或沙粒一样了），我们将不再意识到电脑的存在。”而手机的命运或许也将如此。

　　如今，全球社交网络的用户已超过十六亿，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正分身于虚拟世界，而随着所谓“数字原住民”——对数字化生存没有任何偏见的一代人的成长，虚拟与现实的分界将越发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