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复杂的中国经济需要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熊毅 上海报道

　　“今年上半年前六个月当中，人民大学提交的政策建议当中，已经得到了总书记四次重要的批示和李克强总理重要的批示，而且有一半以上都在落地。”

　　这是7月12日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上海一次活动中的开场白。

　　谈及国内经济，陈雨露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并面临一个复杂的经济局面。而如何解决这一个复杂的经济局面，他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基础性智库的支撑平台。“建设这个支撑，让让我们的领导人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更加科学的决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确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

　　“这个复杂局面就是三大陷阱和三期叠加缠绕在一起。”陈雨露介绍。

　　他说，在三大陷阱中的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中国在未来的十年跨越、要保持四个十年甚至五个十年的高速增长才可以实现跨越，“哪怕是次高速的增长也一样”。

　　而市场更为熟悉的房地产市场所引发的问题，是三大陷阱中的“库兹涅兹陷阱”。

　　陈雨露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如此认为：进入2014年后，特别是在“两会”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再度甚嚣尘上，突破点就是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崩溃。对这一点，在过去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出现过几次，现在要更加认真对待。因为这次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光来自国外，而是形成了内外呼应的态势。

　　三大陷阱

　　和中等收入陷阱并列的库兹涅兹周期陷阱，就是每17年的一个建筑的长周期调整。“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建筑业的大长周期，目前正处于尾端。所以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调整确实是性命攸关，而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个调整。”

　　此前，陈雨露对媒体谈及此周期陷阱时，其观点主要是“在继续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的同时，着手防范房地产市场下跌的风险”。

　　他的理由是：

　　第一，从长周期看，中国现在正处于17年建筑业长周期的后半段，房价也处于高位的平台期，有下跌的内在风险。整体上，也存在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现象：三四线城市已绝对供过于求;一二线城市里，投资性、投机性需求明显下降。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通常都是利率往上走、房价往下跌。在国内，从2010年开始，由于收益率市场化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的出现，给了投资人新的投资组合和新的产品，以买房实现财富保值已不是最核心的选择。所以，从2010到2013年，楼市投机、投资性的需求占全部购房需求的比例已从46%下跌到12%。随利率市场化继续推进，此趋势还会继续加强。

　　第二，房地产下行的风险一旦变成现实，影响是巨大的。这里有“三个60%”必须正视：一是房地产市场关联着60%的实体经济产业，二是房地产业关联着60%左右的银行资产负债，三是目前中国民众财产保有形式的60%以上是房产。由于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家庭财产格局，必须面对并考虑把这种现实变成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防范房价下跌的风险比控制房价上涨的风险来的更为棘手、更为艰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英国政策化以来，50%的经济金融危机与房地产市场有关系。而且日本、美国、爱尔兰都相继失守，没能化解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继而出现硬着陆的金融危机。

　　基于此，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中长期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以稳定可持续、保持现有房价总水平可控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如果能够保持住房价的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14%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引擎也已经找到新的替代动力，那么房地产业就可以回归理性。

　　而三大陷阱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国家崛起必走“国强必霸”道路的历史规律。陈雨露认为中国不光需要逾越和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相信这一点。对于这一陷阱，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出访德国时候，已经有过明确的表态。据新华社报道，当时习近平的表态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我们必须有足以自卫防御的国防力量。

　　“这三大陷阱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中国目前一个极其艰巨的、需要开创历史先河的壮举。”陈雨露说。

　　三期叠加

　　三大陷阱并不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三大周期的叠加。

　　三大周期的叠加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调整期，要由高速变成次高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深度的阵痛期，还有我们前期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陈雨露说，“三期叠加本身就难，而目前矛盾都凑到了一块儿，这样复杂的局面就要我们需要去判断，我们面临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现代化，哪些是属于自我革命。”

　　同时，“中国需要应对的还有区分哪些是属于开创世界性的革命，哪些是属于经济规律的变化，哪些是属于应对危机的极端措施，包括哪些是属于我们经济学本身科学的自我革命。”陈雨露介绍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区分并给出解决方案的问题。”

　　他拿货币政策举例，认为对于现在的货币政策也需要杰出的判断力去判断。

　　为什么这样说?

　　他认为，第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GDP马上就要超过200%了。这是我们以前所不敢想的一个数据，也是其他国家都非常关注的，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200%意味着将会发生什么?它会意味着我们未来巨大的通胀潜在风险吗?现在看来，好象目前主要的矛盾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那么这个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目前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处于一个时段的最高峰，而恰恰这一时段，我们需要加速利率市场化。此时需要做出及时的判断：假如很快的推进利率市场化，会不会因此我们一大批企业相继支撑不住而进入清算倒闭的程序?

　　第三，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在西方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大部分学者都在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就是因为格林斯潘坚持货币政策，不管证券的价格和房地产的价格，才酿成了这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仿佛整个金融学、经济学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实体经济价格的稳定，还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要以双稳定来作为货币调控的目标。但是最近新任的美联储重要人物们一起发声说货币政策就是不应该关注金融资产的价格。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稳定问题。我们是由此做出判断，经济学应该革命，货币学应该革命，我们就应该由此引领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发生变动。但是是不是这样的?需要我们做出科学的判断。

　　而前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实施了定向降准，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他说，应该说市场的反应基本上还是正面的，但是也有国内外的一批专家学者不以为然，认为货币政策正在偏离自己基本使命。因为货币政策主要应该关注总量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要的责任应该是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这是定律。但是我们放眼望去，货币政策发挥结构调整的功能，在当下绝不是中国，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现象，欧洲、日本都是如此。那么我们怎样去判断它，货币政策的功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不是也要发生重大的革命性的变迁?

　　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陈雨露认为这些现状是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崛起前夕的困扰之中所面对的最为复杂问题的表现。它需要中国有自己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予以思考予以判断予以破解。

　　陈雨露认为：这恐怕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既可以兼顾中国特色的国情又可以汲取市场经济创新思维和精神，又可以兼顾弘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找到三位一体解决问题的办法、思考问题的办法、判断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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