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唱衰”与“唱盛”的歧路口

李肃

    2014年5月31日，我到大连参加东北企业家论坛，深感中国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忧心忡忡。很多人认为由于多年来增长方式上单纯以GDP导向、过度依赖外需、过分投资驱动、过多增发票子、过高地方负债等，导致经济中矛盾积压、改革滞后，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攻坚难点一再搁置拖延。表面上完美答卷的背后，是长期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的“烂摊子”，且终于在2014年由内而外，全面显现。
    最悲观的专业性经济预计已将中国GDP增速下调至7%以下，而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不久前也称，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
    我个人以为，上述有些分析是见木不见林，有严重的偏颇和盲点。
中国经济的“崩溃假象”
    我为中国企业管理咨询30年，长期关注研读经济形势，见过两次经济“崩溃”的假象：
    1989年到1991年是精英阶层与企业家的精神崩溃，治理整顿与国外封锁并存，经济发展一泻千里。但是，一个南巡讲话，人们从冰窖一跃而起，经济迅速进入疯狂的过热；
    1996年到1999年是中国传统企业的物质崩溃，国有企业与银行全面危机，几千万职工下岗之际又强行加入WT0，人们都认为非垮不可，崩盘在即。但是，入世短短5年，中国的产业和企业非但未垮，而且奇迹般再生，竞争力增长迅速并震惊全球，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大国；
    今天的经济下行我认为是更明显的“假崩溃”，人们的精神与物质都不在崩溃状态，而是在期待政策的状态，是在渴望被全新政策全面激活的状态。实际上，比起前述两次“假崩溃”，今天的中国有更深厚、更绵长的增长潜力，长期矛盾积压搁置导致了诸种经济下滑现象，也是对症下药的大手笔政策长时间缺位的结果，并诱发了舆论界和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崩溃误读。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前两次假崩溃的“破产”，都是因为有新方向的大手笔政策推出，第一次是南巡讲话，第二次是WTO入世和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而今天同样在呼唤改革大政，强力打通上述矛盾梗阻。中国经济面临一场更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什么下降拐点，一旦大手笔新政开始政策发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绝不只是8%，而是重回“9时代”甚至攀升到10%以上。很多人对此难以置信，是因为静态观局，是由于眼界所限，因此无法看到危机背后绝大的机遇，无法看到与此关联的全盘性改革的宏伟蓝本、广阔图景与巨大实效。
    通过大胆、系统、严密的研究，我们认定，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症结不是能量耗尽或潜力尽失，而是发展政策与改革胆识；是进一步开拓发扬“开明新政”的发展前瞻力和大局突破力，是为中国“资源集中动员”式的高效能体制找到更能发挥的破题缺口。
    唱盛与唱衰的要害分野，不是经济理论，而在经济政策。
    当今经济最需要的，不是悲观与抱怨，而是新一轮升级版的剌激新政。这种剌激将与2009年单纯的投资扩需的“4万亿计划”有天壤之别，是供给端与需求端彼此贯通的两端发力，也是国内与国际全球化双向打通的新方向、新政策、新举措，才是今天现阶段中国出路的真正焦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今天面临着悲观与乐观、唱盛与唱衰歧路口上的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是65年前的美国，和55年前的日本。
    先看日本。日本的经济起飞，就是源于1957年经济下滑中的一场政策上的惊世之争。
    1957年前后的日本，曾经有过与我们十分相近的经济衰退，他们靠游刃有余的国家金融治理能力，特别是“收入倍增计划”的一整套经济振兴大手笔政策方针，从一片悲观的产能过剩危机中走出困谷，原定的10年计划不到7年即超额完成，使日本进入了自身发展的历史飞跃期。
    当时，日本出口外需骤降、工业生产下滑、企业倒闭、股价下跌、失业人数增加，日本经济界一片悲观，都认定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到尽头。
    但是，极具另类思维的经济评论家下村治却疾言反对，痛斥悲观派。他认为，日本经济由于多年来持续而大量的设备投资，其积累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日本的制造能力已不逊于欧美各国，局部产业甚至高于后者。因此，日本经济非但不应悲观，而且已处于重要的“历史勃兴期”，有条件、有能力取得年均10%的“高速增长”。
    正因为全面采纳了下村治的理论和判断，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农业产业入手全面改组改造，延伸到工商产业及城市化推进，从1960年到1970年十年冲刺，不仅超额完成预期目标，而且创造了日本神话，使日本在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上迅速进入全球发达国家的行列。
    当今中国，政府政策无为的时代已成过去，面对经济下滑，“唱衰”思维聚焦于对无解瓶颈的批评，“唱盛”之策则是在探求逆境中的超车之道。总之，中国需要自己的“下村治”。
    再看美国，则是另一番精彩。
    美国经济主宰全球的霸业，也是与1947年经济下滑中全球政策方面的一次震世之举直接关联。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援助重建的计划，给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美国战后突然处于整体过剩状态的制造业，找到了新的输出性需求出路，因而避免了可能的经济危机。
    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高达近223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10%左右，其换算金额大约相当于目前的1万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在实施中突出了五个支点，从而收到了五大功效：
    一是因为资本输入欧洲战后重建而输出了美国的过剩产能；
    二是因为全球需求扩大而推动制造大国获取海外稀缺资源；
    三是因为展开市场刺激外交，加强了盟友关系；
    四是促进友邦经济起飞，推进了美国文化的全球融合；
    五是确立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再造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马歇尔计划将这五大目标点连为一线，全面促进了美国与全球的互动发展。比照今天的中国，则充分启示了全球化大势下，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唱衰”与“唱盛”之争，不但是国内政策之争，而且是全球政策之争。
    我的结论：中国不是1929年大危机将临的美国，而是1949年二战战后的美国；中国不是1991年泡沫破裂的日本，而是1960年收入倍增计划政策即将推出的日本。
    中国也需要新世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3.0版 “组合剌激”政策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诸多问题，表面上看也确实明显处在总体走势下滑、局部矛盾爆发的状态。包括投资下降、出口下降、消费力增长疲弱，“三驾马车”不给力，规模以上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产能过剩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再加上大量地方债到期、房地产下滑问题等，放眼望去，皆是麻烦。静态地看，只能唱衰，只得悲观。
    但若从上述国际经济史的大视野、大格局去观察、去比较，当前的经济下滑，反而是中国经济需要2.0版甚至3.0版的多方位的新型剌激的正面结论。我们应全面超越和摒弃5年多前“4万亿计划”的单一性剌激，在供给端及需求端有针对性的“两端剌激”上多做文章，需要国际国内全球化范围的组合拳开拓性政策配套，需要从产业到金融的开放性多元扩张，需要中观性产业促进政策的高效选择与强力推进，并借此让中国经济的关键短板充分补长，让那些看似无解的矛盾因此化于无形。
    我们不否认，早该出台的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大型新政被迟迟拖后甚至无限延期，导致本来并不严峻、并不致命的社会-经济矛盾日趋尖锐，大量的攻坚项目被搁置、被延后、被积压、被躲绕，实际上是一种为短期成绩牺牲长远的经济透支，必然导致今天的种种经济病象，甚至带来可能相当严重的局部性经济危机及增长困境。敢不敢出手解决这些矛盾，解开这些纠结，以及如何设计和实施解决矛盾的大手笔战略，才是最终根本。就此，我们的新民间智库组织大量的高端人才进行了联合筹划与设计，已经推出了涉及五大领域的政策规划。
    这些政策应当涵盖哪些方面？并具有何种总体趋向和整体风格？如何能够止当前颓势于其先，并振长期国势于其后？
    ——这是下一篇文章的核心重点。
    （作者为和君创业咨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