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城之城的历史“呼愁”

作者：田木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6-08 00:12:00

摘要：伊斯坦布尔，这个充满帝国遗迹的昔日都城，无不弥漫着文明的感伤和历史的“呼愁”。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构筑了一个东方帝国——蒙古的城市荣光，但设计再精密的都城也抵挡不住岁月流逝、战火焚毁，现代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则以他非凡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座城市的记忆——伊斯坦布尔，这个充满帝国遗迹的昔日都城，无不弥漫着文明的感伤和历史的“呼愁”。

一个作家的城市记忆可以让我们窥知一座城市的内部，它如何在废墟、瓦砾中重建现代文明，个人记忆如何被时代研碎，这完全不同于一个观光客从天际线、城市景观看到的那样片面。

众城之城

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别名是“众城市的女王”，这是因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决定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位居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了黑海的进出，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追述伊斯坦布尔的建城历史，它事实上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要早，它自建城伊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曾是多个帝国都城。

公元前668年，古希腊城邦国拜占庭在此建立古都城，后经过战争和重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公元330年改名君士坦丁堡，别称新罗马，伊斯坦布尔也曾被称为“第二罗马”，因为罗马帝国君主君士坦丁大帝在古代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建立了罗马帝国的纯正基督教首都，以抗衡仍有大量异教徒充斥的罗马城。

因老城由君士坦丁建于7座山丘上，以与罗马的7座山丘相映衬，伊斯坦布尔也被命名为“7座山丘的城市”，“众城之城”由此得名。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该城以后，才开始叫伊斯坦布尔，从那时起这里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1923年土耳其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土耳其共和国将都城迁往安卡拉，但伊斯坦布尔仍然是土耳其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

在帕慕克的城市传记中，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作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交汇点，遗留下大量的基督教教堂、拜占庭文化遗迹和伊斯兰清真寺等诸多名胜古迹。但1923年共和国成立后，伊斯坦布尔为了吸纳大量的城市移民、拓展城市交通和兴建住房，很多文化遗迹遭到破坏，城市在进行大量改造。

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已不容易见到希腊文化遗迹和基督教教堂等，近几十年来，伊斯坦布尔城市发生了两次大的改造，而如何让历史与现代并存不仅是伊斯坦布尔要面临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北京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东方文化古都都在面临着现代、西化与传统的融合与挑战。

历史的呼愁

中国作家莫言说，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伊斯坦布尔成就了帕慕克，而帕慕克则让世界各国的读者认识到伊斯坦布尔作为一座城市的命运，它曾有过繁荣及衰败，而这一切变化又无不是与帝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完全能感觉到东西文化的彼此影响与消长对人的精神的影响。

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随处可见清真大寺、城内古迹以及帝国残留在街头巷尾中的小拱门、喷泉，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和欧洲其他的文明古城不同的是，这里随处可见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但这些东西不像在西方城市看见的大帝国遗迹，像历史博物馆一样被妥善保存，骄傲地展示，而伊斯坦布尔的遗迹是残存在城市废墟和丑陋的水泥建筑的包围中，所以，这座城市处处表现出属于伊斯坦布尔人的共同的呼愁。

“呼愁”，即土耳其语的“忧伤”，它的另一个含义是指苏菲神秘主义的失落、生命悲伤。作为从小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来说，他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历史留在伊斯坦布尔人身上的共同记忆。

这对于一个观光客来说，永远体会不到潜藏在这座城市深处的感伤，所以对于一位有心人来说，与其着迷于一个城市的外在风光，不如去感受这个城市的特殊记忆。

比如走在昔日帕夏官邸时木板发出的嘎嘎声，街头尘土中传来的汽笛声与拜占庭帝国溃败以来的城墙废墟，我们可以直观地触摸一个城市的历史与忧伤。

但帕慕克认为，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呼愁”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我们得以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这就赋予了“呼愁”一种意味。

生活于此的人，他们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意去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它反而会鼓舞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与美德，所以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做历史的终点，而是把它当做光荣的起点，就如同小说《和平》中的主人公，在面对绝境时只有两种方式：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岸行走，或者去城里的后街凝望废墟，主人公唯一的办法是求助群体。

黄金海岸

所以“呼愁”它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一个群体的阴郁情绪，我们理解了“呼愁”也就读懂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变迁，也就会明白帕慕克在对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记忆中要反复书写普鲁斯海峡和尼尚塔石，因为博斯普鲁斯和尼尚塔石后街构成了伊斯坦布尔记忆的两极。

在亚洲大陆最西端的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黄金水道”，把亚洲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其中间部分是马尔马拉海，南端叫达达尼尔海峡，北端叫博斯普鲁斯（伊斯坦布尔）海峡，总称黑海海峡。而伊斯坦布尔就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端。从这里出发向北可以到达黑海沿岸各国，向南可以到达地中海。博斯普鲁斯象征着城市的开放，因为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每天往来船只的汽笛声自然会激发起伊斯坦布尔人文化枢纽的骄傲感。

帕慕克说他父亲能分辨180种渡船的汽笛声，而他也能分辨出每艘汽船之间的细微差别。

19世纪中叶，汽船使海上旅行发生了变革，加强了欧洲各大城市之间的联系，让人得以短期造访伊斯坦布尔。汽船给予了这座城市新的面目，帕慕克在《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冒出的烟》一文中写道，渡轮如何改变着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停靠站周边形成的广场，以及这些村镇的迅速发展使它们不久成为市区的一部分，而如今，这里已是伊斯坦布尔最富裕的区域，“黄金海岸”由此得名。

帕慕克说假使这座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损毁、感伤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伊斯坦布尔的力量来自博斯普鲁斯，但是早期这里没人重视，奥斯曼名人政要自18世纪才在郭克苏、库屈克苏等地附近建造他们的夏日别墅，希望这里兴起某种奥斯曼文化，随着共和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这里的别墅区逐渐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和建筑范例。

帕慕克一家也经常到他们的海岸别墅度过欢乐时光，但随着家族成员之间因财产产生的裂痕，美好的旧时光随着“分家”一点点消失，它如同帝国的斜阳，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作为一种象征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城市的后街

与博斯普鲁斯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城市的后街，帕慕克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破损、衰败的城市象征，而他小时候居住的街区就是尼尚塔石，这里布满了帕夏们的府邸花园，也是如今土耳其中产阶层居住区。

尼尚塔石的名称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改革时期，施行西化改革的苏丹谢里姆三世和马赫穆二世，在俯瞰城市的空旷山丘上练习射击射箭的区域安置了石板。这些苏丹们担心染上结核病，同时又渴望西方的舒适生活，他们迁居到别宫，他们的王储臣子们便开始在尼尚塔石附近的山丘上，为自己建造原木别墅。

这些别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火灾焚毁不少，所以伊斯坦布尔的后街经常会出现废墟、碎石、瓦砾。

1950年代末，很多宅邸不是焚毁就是被拆毁，因为要在这里盖新的公寓楼，帕慕克公寓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兴建起来的。

帕慕克的父母都是主张西化的一代人，他们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祖上殷实，大都是做丝绸、建材生意发了财，然后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他们急于想与过去的酸腐告别，就拆毁了祖上的花园别墅，有的甚至是夜里放火烧毁了这些花园宅邸，随后，一排排相似的公寓楼盖了起来。帕慕克与他的叔叔、婶婶们就住在5层楼的公寓里，随后家族因财产等原因搬到了不同的去处。

尼尚塔石记录着土耳其中产家庭的生活变迁，他们从花园别墅到家族公寓楼然后到普通公寓楼，他们的生活也在从全面西化向传统文化回归，同时也面临着身份、文化等认同问题。

帝国的天际线

伊斯坦布尔因其悠久的都城历史，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现有40多座博物馆、20多座教堂、450多座清真寺。建筑曾是奥斯曼卓越艺术的体现，而思南的建筑无疑是他为这座城市打下的烙印。

帝国愈强盛，就愈需要确立一个中心，当时阿德里安塞利米耶清真寺就是思南为奥斯曼打造的一个中心，也是建筑上的巅峰之作。

参观这些清真寺，会产生一种同样的感觉，这些清真寺由外到里欣赏——它都是一个整体，由一个穹顶统领全体，这是雄踞一切的野心促使单个巨大穹顶代替了拜占庭纷乱多顶的建筑风格。

对中央穹顶的渴望，总是与帝国的残忍集权政治和经济机器有着某种联系。环绕塞利米耶清真寺四周的，是四座一览世界最高的宣礼塔。他们也是寻求中心和讲究对称的体现，其不朽的建筑是为了赞美奥斯曼帝国的富足、权力以及对苏丹永恒的伟大。

这些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构成了帝国的天际线，帕慕克说我们观察城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外部，无疑参观这些名胜古迹是一种外在方式，可以激发起参观者对帝国文明的向往。而观察这个城市的后街、废墟无疑是另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持久的忍耐和它的失落，而文明的失落也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文化表情，伊斯坦布尔人如何在城市塑造中找回这种失落，和回复一种“文化中心”，当成为他们新的历史起点。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