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二任期的“路标”

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就显示了这位总统超越选举政治的雄心。
如果说他第一任的里程碑是其饱受攻击的医改案的话，那么在这篇《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了第二任的路标：全民早教计划——在未来10年的时间内，联邦政府拿出大约1000亿美元，与州政府对等投资（即州政府花1美元，联邦就追加1美元），保障每位学童1万美元的年教育经费。美国家庭可以自愿地把三到四岁的孩子送进幼儿园学前班。凡是收入在联邦贫困线200%水平的家庭（在2012-2013财政年度，三口之家的贫困线为19090美元，200%为38180美元），都可以免费送孩子入托。在这个收入水平线以上的家庭，则根据收入水平缴纳30%到95%不等的自付份额。
当然，在美国目前的体制下，这还仅仅是奥巴马的一厢情愿。能否实施，必须经过国会的一番苦斗。如今众议院还在共和党手中。如果明年民主党无法在中期选举中大胜、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全民早教恐怕还只能是个设想。《华尔街日报》在第一时间就旗帜鲜明地发表社论，称这样的计划是华盛顿技术官僚的又一个大政府计划，毫无科学依据可言。可见，在两党国会对决之前，一场政治辩论在所难免。
为了理解这场辩论的是非，我们不妨对世界发达国家的早教进行一番宏观扫描。西欧大部分国家，在早教上都向“从摇篮到墓地”的北欧式福利看齐：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享受带薪产假。随即孩子享受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在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孩子在五岁时可以上公立的幼儿园，这基本属于小学的一部分，但往往是半日制的。如果要上全日制，则家长需要自己交些钱。在五岁以前，学前教育基本是私营的，有钱的孩子能享受，没钱的孩子享受不起。
战后在西方发展心理学中成为主流的“依恋理论”，一直强调孩子早期和父母形成的“依恋纽带”是其日后身心健康发育的基础。那些父母能够花大量时间和自己一起缔造依恋纽带的孩子，日后的生活和事业都明显更为成功。另外，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Timothy Knowles所指出的，大脑的90%是在零到五岁期间完成的。但当今的美国教育，所有公共经费几乎都投入在五岁以后的教育中。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诺奖得主James Heckman的研究指出，对早教的公共投入，每1美元所产生的效益可高达13美元。奥巴马则宣称1美元的投入可产生7美元的效益。
早教不仅能够提高国民素质，还会缩小贫富分化。1996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Herrnstein和美国保守主义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出版了智商名著《钟曲线》，引起激烈的辩论。该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智商是先天的，无法靠人工干预而改变。同时，智商的高低和收入水平有着重大的相关性。这里隐含的社会理论是：既然人工干预无法提高智商，早教也就是徒劳。另外，既然智商高低和收入高低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贫富分化恐怕更多是体现了人们之间能力之差别，并非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日后保守派在教育和贫富分化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往往以此为基础。
然而，正如James Heckman所指出，《钟曲线》所引用的智商测验，全是在16岁以后进行的。此时的孩子早已经被家庭和社会环境塑造定型，很难拿此时的智商测验结果作为纯智商的依据。许多学者也提出一系列研究，揭示出教育的年限对智商的深刻影响。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5岁孩子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上了幼儿园学前班1年以上的孩子，比起没有上这种班或仅上了不足1年的孩子来，学业表现明显出色得多。在比利时、法国、以色列等国家，在公立早教机构（托儿所、幼儿园）毕业的学生，比起小时候一直呆在家里的孩子来，阅读成绩高得多。这也难怪，把公立教育延伸到早教领域，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西欧的早教基本普及不说，韩国今年就将在三到四岁的孩子中普及早教。顺应这一潮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国，都积极完善义务早教制度，使穷孩子在这方面比富孩子享受了更高的公共投入。
美国则一如既往地奉行“例外主义”。早在1971年，参议员蒙代尔（后来卡特的副总统，1984年挑战里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领导议会通过了全民早教计划，但被尼克松否决，称“美国人怎么样对待孩子，联邦政府管不着”。后来保守派发起草根运动，把早教计划描绘成摧毁美国家庭的阴谋：“国会试图让孩子们组织工会，起诉让他们干家务的家长。”用蒙代尔的话说，那是最早的茶党运动，使联邦的早教计划很难获得1971年时的支持。事后有人发现，这一切主要来自一位堪萨斯居民根据道听途说而写的传单，事后此人承认当时听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42年过去，美国仍然没有公立的早教。不仅如此，美国人生孩子，也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带薪产假。这就使教育上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美国最富的10%家庭和最穷的10%家庭的孩子之间，考试成绩的差距扩大了30%-40%。Charles Murray自己在最近的著作中也揭示，美国中高产家庭稳定；穷人则婚姻率低，非婚出生的孩子比率越来越高。更何况，在中高产中，最近十几年家庭主妇潮大盛，许多拿着常青藤学位的女性一生孩子就辞职，全身心地扑在孩子身上。这等于使富家子弟从小享受常青藤的家教。即使这些贵夫人们不辞职，也有足够的钱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与之相对，穷人有大量单身母亲。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和共和党国会达成协议推行了福利改革，要求拿福利的单身母亲出来工作。这往往逼着这些母亲在工作和自己的孩子之间作出选择。另外，即使穷人有稳定的家庭，也必须两人都出去工作，甚至每个人同时打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也上不起幼儿园。如今美国四岁的孩子中，只有六分之一享受着某种公立的早教。这种局面，等于使穷人的孩子从小失教。
当穷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后，一辈子也只有继续父母受穷的命。学者们根据父辈收入对儿辈收入的影响来衡量社会流动率，发现美国的社会流动只有北欧国家的一半，和英国、意大利等欧洲最缺乏社会流动的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所谓“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的“美国式自由”，只剩下了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未来高端的全球化竞争主要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美国虽然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往往找不到有足够的素质读大学的生源，乃至中低层级的大学质量下降。近年来美国高端的发明层出不穷，反映了精英阶层旺盛的创造力。但是，像Kindle这样的电子书发明出来后，在美国居然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生产，只能外包给中国台湾。《经济学人》的一位编辑在广播节目中评论道：奥巴马要提高最低工薪线，这其实是很枝节的问题。早教才是关键。目前美国制造业正在复兴。工厂里的工作，薪金水平非常高，远远超出最低工薪线，根本不用政府操心。问题是，大量美国人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化工厂的技术要求，只能到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中打工。这是最低工薪的集中地，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往往是高中生假期打工的地方。这种除了当售货员什么也干不了的人越来越多，当然也就压低了零售业的工薪。
展望未来几十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几乎是最轻的，在全球化竞争中本该占据人口优势。但是，在国民素质上，美国人则低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一筹。这就使美国的未来有了许多变数。改变早教的落后状态，乃美国竞争力之本。可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不知道要扯多少年的皮。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