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归来”

薛涌

    2007年，也就是弗里德曼去世的第二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谁是弗里德曼》的文章，大概是纪念文章了。不过，他大胆指责弗里德曼的“知识不诚实”，引起了一场口水战。次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文成了经济学界最左的诺奖得主对最右的诺奖得主进行评价的经典。
    弗里德曼的一生，从边缘的异端起步，最终在八十年代成为主流，几乎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和决策者的思维。甚至民主党政府也对弗里德曼相当买账。但在克鲁格曼看来，如今弗里德曼的主宰已经太久，经济学界需要一个反抗“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全面挑战新古典主义。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好时辰。弗里德曼去世前说了一系列的话，现在看来实在不太给力。比如他声言支持在任何情况下的减税，减税永远是好的，力挺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并说美国的经济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克鲁格曼则警示：弗里德曼的理论不灵了，无法应付现在的经济挑战。话音未落，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把全球拖入“大衰退”。新古典主义和布什政府一样陷入信誉危机。从2008年开始，又有了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在对付大萧条的问题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区别在于是财政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对两者的评价，又影响到了对这次“大衰退”的思考。弗里德曼把美国陷于大萧条不能自拔的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不足，即政府囿于当时的金本位而不能及时加大货币供应，坐视银行一个一个地被挤兑倒闭。他进而建言，应该建立增加货币供应的自动机制，即每年都增加货币供应几个百分点，一切事先设定。这样，就保障了货币供应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同时防止政府随意对经济进行干预。
    克鲁格曼并非否定货币供应的意义。他对弗里德曼的批判，在于弗里德曼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于货币供应。他承认弗里德曼是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相信弗里德曼会真心把问题化约得如此简单，进而指责他“知识上不诚实”、借自己的权威忽悠百姓。他举了很生动的例子：政府可以加大货币供应。但在利率过低、人们对金融体制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货币再多，老百姓拿到货币后也会藏到床底下囤积。这些货币等于退出流通。结果，政府发行的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恰恰是在大萧条中出现的。当然，利率过低，银行贷款赚不到什么钱，在经济局面险恶时也不愿意冒险放贷。这就造成了投资的缺乏。在这种谁都囤积货币、谁都不敢花钱的情况下，只有政府站出来花钱，比如大兴公共工程。利率低，意味着政府借钱的成本低。经济低迷，则意味着工价、材料都很低廉，公共工程的费用自然下降，同时创造了就业，刺激了购买力，最终会把经济激活。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手段。
    事实上，对付本次“大衰退”，美国是双管齐下，货币主义和财政主义的招数都用了。前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是货币主义的信徒，主持着量化宽松，稳定了经济。克鲁格曼对此也一直力挺，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大。至于财政主义的政策，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都用了。布什自己事后承认，面临当时那么可怕的危机，哪里还顾得上小政府、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只能采取强力的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救助。奥巴马也不过是继续了这样的政策而已。这一切，都导致了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最终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引起两党不断的对决。财政手段的是非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力图摆脱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的桎梏，为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手段干预经济重新确立理论基础。克鲁格曼在这方面无疑一马当先。他大力反对紧缩，为加大政府投入而大声疾呼。
    他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在麻省，因为道路失修，特别毁车，致使平均每辆机动车一年损失313美元的修理费。这相当于每消耗一加仑燃油要多花50美分。但用于修路的联邦燃油税，20年居然没有涨过。美国的联邦燃油税，是一加仑18.4美分。另外州里还有燃油税，各州水平不同，大致平均下来，联邦和州的燃油税加起来，是每加仑48.8美分。最近20年，美国奉行的基本上是弗里德曼的减税王道。而大部分美国人都开车，谁还敢动选民的奶酪？但是，这期间燃油效率猛增，每加仑油跑的里程多了很多，这意味着每加仑损耗的公路越来越长。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20年的这点燃油税，怎么可能够修路的？不修就只好穷凑合，路面坑坑洼洼，车辆颠簸不已，最后老百姓要在修车上花多得多的钱。而且大家宁愿这样赔本，坐视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坐视经济长期低迷……
　　  如今，奥巴马还有两年多的任期，民主共和两党纷纷为2016年的大选卡位。奥巴马民望低垂，但奉行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的茶党，似乎也江河日下。凯恩斯主义，则在学界和舆论界悄然复兴。最后能成什么气候，2016年的大选是个考验。
(作者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