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我国将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2-19 23:33:00
摘要：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的特征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等。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2013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而在六大主要任务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便是其中一项。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
当一些学者和专家热议下一个十年城镇化投资热潮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的研究团队已经把视线聚焦在“城市病”这个问题上。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倪鹏飞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而在形形色色的“城市病”当中，贫困失业是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据民政部门统计，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贫困人数约为6000万，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10%。
中国的“城市病”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倪鹏飞：城镇化本身有规律，30%到70%是加速期，在50%之前，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在加快建设，设施和服务不能像城市人口那样加速和布局，人口加速在城市聚集，但基础设施却表现得相对不足，人口结构也参差不齐，形成高、中、低收入人群。这其中有规划周期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因素在里面，同时还受制于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国部分城市是否已患上了“城市病”？
倪鹏飞：在“城市病”方面，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对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满意率仅为25.3%，对本市卫生环境评价满意率仅为38.9%，对当地医疗卫生状况满意率仅为33.4%，城市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约为47.7%，但仍有18.6%的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率。
贫困失业问题尤为需要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概是9.4%。如果以此推算，中国失业率甚至超过了直接遭受危机冲击的美国7%失业率。2010年期间，中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对所在城市就业状况的满意率仅为31.3%。在中国，贫民窟现象虽然没有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严重，但也常以生活配套水平较低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形式存在。我们调查发现，国内仅居住在棚户区就有1000万户，保守估计有3000万人，另外还有1.5亿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住在非正规的住房里，也就是说，有2亿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占到了城市总人口比例的30%。
《华夏时报》：面对汹涌而至的低收入人口向城市聚集，如何妥善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
倪鹏飞：辽宁棚户区改造的做法值得借鉴。辽宁省于2005年初在中国率先开始探索大规模改造城市及国有工矿棚户区的途径及方式，用4年的时间改造完成1万平方米及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新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44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70.6万户、211万人的住房问题，相当于联合国贫民窟改造千年发展目标年均总量的近2倍。利用世界银行投资项目成功度评估法，对辽宁棚户区改造进行评估：在涉及棚户区改造的10个方面，41项指标中，除极个别指标方面还有待继续观察外，绝大多数方面都表现为：改善十分明显，已全面或超过目标，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影响，总体得分为1.32分，总体完全成功。
辽宁省政府创造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改造模式。“政府主导”是指：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战略与规划，利用政府的公共权力和效率优势，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向棚户区改造聚集；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利用政府的公共财力和运作能力，对棚改家庭提供程度不同甚至“兜底”的补助与保障；另外，作为市场主体，政府直接或通过代理人负责具体棚户区改造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市场运作”是指涉及棚户区改造的人力、资金、技术以及棚改住房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采取与普通商品房相同的运作模式，由相关的开发企业、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棚改家庭，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中，本着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优势的精神，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具体方式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聚集资源、提供保障和干预市场，因条件不同而有区别。
城镇化应避免的误区
《华夏时报》：目前有学者预测，未来10年城镇化将增加40万亿的投资需求。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倪鹏飞：这是一个误区，不能把城镇化仅仅等同于投资。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有更广泛的内容，也有社会的转型和重组，环境的维护和升级，还包括文化上的复兴。
第二个误区是，只重视城市，不重视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要与城市水平接近，最终实现一体化。
第三个误区，只关注城镇化的积极方面，没有关注其消极方面。上面提到的“城市病”和棚户区改造问题，就非常值得重视。
第四个误区是，对城镇化过于理想化。有的地区提出所有人都全面发展，这超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目标提得太高，城镇化需要有个阶段和过程。
第五个误区，城镇化内容的误区。一些人一讲到城镇化都是投资和土地，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发展，除了投资以外强调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素质，改变人的技能，这样无论对他本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好处，这不仅体现在就业上，而且还表现在创业上，会有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出现，社会的转型升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华夏时报》：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你如何理解“新型”内涵？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从农民转换市民为核心，把传统的、封闭的乡村社会转变成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新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迁转，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体系的协调，城市效率的提升，城市生态的改善，城市社会的和谐，城镇化文化的更生。
《华夏时报》：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你有什么对策和建议？
倪鹏飞：一是，把握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制订面向未来的全国城乡发展规划；二是，协调城镇化的各种关系，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转变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四是，依托高端要素驱动，全面提升城镇化的效率；五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基础设施的城乡与全国一体；六是，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和全国逐步均衡；七是，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城镇化持续推进发展；八是，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适应城市中国的管理体制。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2013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而在六大主要任务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便是其中一项。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
当一些学者和专家热议下一个十年城镇化投资热潮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的研究团队已经把视线聚焦在“城市病”这个问题上。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倪鹏飞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而在形形色色的“城市病”当中，贫困失业是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据民政部门统计，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贫困人数约为6000万，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10%。
中国的“城市病”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倪鹏飞：城镇化本身有规律，30%到70%是加速期，在50%之前，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在加快建设，设施和服务不能像城市人口那样加速和布局，人口加速在城市聚集，但基础设施却表现得相对不足，人口结构也参差不齐，形成高、中、低收入人群。这其中有规划周期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因素在里面，同时还受制于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国部分城市是否已患上了“城市病”？
倪鹏飞：在“城市病”方面，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对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满意率仅为25.3%，对本市卫生环境评价满意率仅为38.9%，对当地医疗卫生状况满意率仅为33.4%，城市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约为47.7%，但仍有18.6%的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率。
贫困失业问题尤为需要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概是9.4%。如果以此推算，中国失业率甚至超过了直接遭受危机冲击的美国7%失业率。2010年期间，中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对所在城市就业状况的满意率仅为31.3%。在中国，贫民窟现象虽然没有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严重，但也常以生活配套水平较低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形式存在。我们调查发现，国内仅居住在棚户区就有1000万户，保守估计有3000万人，另外还有1.5亿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住在非正规的住房里，也就是说，有2亿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占到了城市总人口比例的30%。
《华夏时报》：面对汹涌而至的低收入人口向城市聚集，如何妥善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
倪鹏飞：辽宁棚户区改造的做法值得借鉴。辽宁省于2005年初在中国率先开始探索大规模改造城市及国有工矿棚户区的途径及方式，用4年的时间改造完成1万平方米及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新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44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70.6万户、211万人的住房问题，相当于联合国贫民窟改造千年发展目标年均总量的近2倍。利用世界银行投资项目成功度评估法，对辽宁棚户区改造进行评估：在涉及棚户区改造的10个方面，41项指标中，除极个别指标方面还有待继续观察外，绝大多数方面都表现为：改善十分明显，已全面或超过目标，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影响，总体得分为1.32分，总体完全成功。
辽宁省政府创造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改造模式。“政府主导”是指：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战略与规划，利用政府的公共权力和效率优势，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向棚户区改造聚集；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利用政府的公共财力和运作能力，对棚改家庭提供程度不同甚至“兜底”的补助与保障；另外，作为市场主体，政府直接或通过代理人负责具体棚户区改造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市场运作”是指涉及棚户区改造的人力、资金、技术以及棚改住房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采取与普通商品房相同的运作模式，由相关的开发企业、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棚改家庭，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中，本着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优势的精神，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具体方式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聚集资源、提供保障和干预市场，因条件不同而有区别。
城镇化应避免的误区
《华夏时报》：目前有学者预测，未来10年城镇化将增加40万亿的投资需求。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倪鹏飞：这是一个误区，不能把城镇化仅仅等同于投资。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有更广泛的内容，也有社会的转型和重组，环境的维护和升级，还包括文化上的复兴。
第二个误区是，只重视城市，不重视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要与城市水平接近，最终实现一体化。
第三个误区，只关注城镇化的积极方面，没有关注其消极方面。上面提到的“城市病”和棚户区改造问题，就非常值得重视。
第四个误区是，对城镇化过于理想化。有的地区提出所有人都全面发展，这超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目标提得太高，城镇化需要有个阶段和过程。
第五个误区，城镇化内容的误区。一些人一讲到城镇化都是投资和土地，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发展，除了投资以外强调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素质，改变人的技能，这样无论对他本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好处，这不仅体现在就业上，而且还表现在创业上，会有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出现，社会的转型升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华夏时报》：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你如何理解“新型”内涵？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从农民转换市民为核心，把传统的、封闭的乡村社会转变成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新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迁转，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体系的协调，城市效率的提升，城市生态的改善，城市社会的和谐，城镇化文化的更生。
《华夏时报》：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你有什么对策和建议？
倪鹏飞：一是，把握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制订面向未来的全国城乡发展规划；二是，协调城镇化的各种关系，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转变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四是，依托高端要素驱动，全面提升城镇化的效率；五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基础设施的城乡与全国一体；六是，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和全国逐步均衡；七是，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城镇化持续推进发展；八是，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适应城市中国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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