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贸易开放的边际效应

    大致特点是，第一，每年的外贸总值不断增长，1911年为848842两，1937年则发展到1792156元，黄金时代的中国对外贸易，可以说是气势磅礴，风景独秀；第二，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关系，从一开始的贸易逆差，发展到后来的贸易顺差，在大约25年的时间之内，基本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即没有明显的贸易顺差，或者贸易逆差。而且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并没有通过行政的手段来主导对外贸易秩序。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最醒目的标志，意味着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是处在非常开放、非常自由的状态，也证明民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全球化市场的自由经济，是去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格局。相关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比如1927年的进口额是1012933两，出口额是918620两，国际贸易总值达到了1931553两。不仅对外贸易的规模可观，而且出口大于进口，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交换。

    第三，这样气象万千的对外贸易格局，不是对内贸易拉动了对外贸易，而是对外贸易拉动对内贸易。1918年到1919年，整个出口贸易增加34.5%，中国的资源市场取得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而且品种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说明传统封闭的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经济的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更有趣的是，由于加工业也同步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市场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原料出口，而是以一种加工商品的形态面对世界市场。所以法国汉学家白吉尔先生说，从晚清时代被动展开的殖民地经济，发展到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加工商品经济，民国时代的经济结构已经走出了殖民地商品经济的洼地，找到了中国经济的核心价值。

    所谓拉动内需市场，意味着民国经济的内需市场，可以随着国际市场的调整而调整，不再是一种静态的产业结构，即生产和贸易开始出现一种不断创新的特征。比如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是茶叶，但是1918年之后，中国茶叶的出口出现了大问题，先是主要的中国茶叶消费国家英国关闭了对中国的产业进口渠道，接着俄罗斯的市场也对中国茶叶关闭了。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另一个传统出口产品生丝的国际市场需求却渐渐看涨。1919年生丝的出口总额达到13.1万担，比1914年的8.5万担增长了40%。其中内在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源禀赋市场从过去单一的产品出口转型为一种一揽子商品的多样性出口态势。这是一种贸易层面的创新，是市场秩序的理性选择。这正是第二次工业化运动新兴轻工业发展的良好效果，不仅茶叶、生丝等传统产品被外国市场看好，食品、油料的对外出口，也出现了一种中国倾向。而更加具有生产资料意义的商品，比如皮革、原棉，中国人的产品更是具有国际市场话语权，以至于连处在发展鼎盛时期的日本纺织业，同样愿意以非常高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原棉。而有色金属的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资源禀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板块。黄金时代的出口贸易，在这一块同样值得肯定。1916年锑和钨的出口曾经出现高涨，尤其是锑，出口了1200万吨，是当年世界总需求量的40%。湖南一直是有色金属的大本营，当年这些有色金属的价格，曾经在几个月之内就涨了一倍之多。

    这种贸易结构的转型，的确是民国经济的常态之一。大概从1915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赤字就开始不断减少，到1919年，贸易赤字仅为0.16亿两，对外贸易收支基本达到了平衡，而且是一种增加出口额，缩减进口额的基础性平衡。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处在发展过程出现的一种良性贸易态势，民国经济秩序已经不再是一种依赖性经济，而是具有相对实力的现代民族市场经济。

    总体来看，这样的国际市场态势再次把民国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征清晰地彰显出来，形成了非常醒目的市场边际效应：第一，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资源禀赋的经济载体，只有立足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在国际市场中才具有竞争的比较优势，也正是这一点，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特征，经过国际市场的一般性分工之后，最终的市场定位，依然是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这包括了廉价的土地资源，丰富的人力资源，开阔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加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演变成一种加工经济，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导向经济，不是一种政府意志，也不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一种市场的传统，尤其是一个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传统，是国际市场的一种自发分工秩序。第二，民国黄金时代的对外贸易秩序，从一开始的贸易不平衡，发展到后来的基本平衡，意味着以资源禀赋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话语权，需要的是时间，是后发国家的一种国际贸易层面的自信，是中国这样的资源大国首先要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全球经济秩序范围内的自由交换，而不是偏居一隅，自以为是。我们看到，民国黄金时代做到了这一点。第三，当一个后发国家的对外贸易终于抵达基本平衡点状态，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再是一种对外依存性的经济，任何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事实上都可能是一国之经济还不具备核心价值的表征。只有抵达了基本的贸易平衡，这样的后发国家才真正走出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开始建构真正的国际自由秩序。同样，我们看到民国黄金时代的经济结构，正是这种基本平衡的结构，历史作证，经过黄金时代的洗礼，中国古老的经济秩序，正在向一个自由的、开放的、自信的市场经济时代靠拢。

    也正是如此，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群星璀璨的企业家，市场经济开始构建起更加清晰的竞争主体和创新力量，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发展之后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