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历史

这才是真历史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王凌

    乾隆十二年，乾隆朝第一次“教案”方兴未艾。这天，从湖广江陵县来了一伙差拨，带着一个犯人，是一个老外。据说是在湖北经商，现因患病，要递解回澳门的。经过最后一站广东香山县时，不料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怀疑。经过盘问，这才发现，他并非什么商人，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多年在江宁、汉口、武昌、荆州等地，非法秘密传教的法兰西传教士。
    但是，这一切都被遮盖了。原来该人“黄明凤，实系在江陵地方行教被拿，起出天主经一卷，本官禀明上台，从宽办理，故此文书说是买卖”。黄明凤自称：因其患病在一商家住下，平日只有念天主教的经，并没做不法的事。只求病愈超释。但他剃头辫发，袍套衣履皆系中华服色，声口俱成楚音，似属久经潜住内地，非自上年始由澳门赴楚之人，因此引起怀疑。发现伊自雍正初年即潜迹流落江宁等地行教，历有年所。
    因此该书《导言》评论说，湖广地方官府为了不惹麻烦，居然替这名传教士编好一套说辞。如果不是广东香山县官发现破绽，这件事可能就被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了。
    由此一件事，我们可以说，当年不知道有多少类似事件，都这样被遮盖起来，不但瞒了大家，也瞒了皇上。
    例如，同期江西有一个李世辅案，官府也信从涉案的教徒口供，并未深究，只将李世辅及其随从拿办而已（几年后释放遣送澳门）。
    李世辅是德国方济各会士，乾隆五年来华，历经陕西城固、山西绛州、路安府，直至京城等地传教，在江西播阳县才被发现（《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
    乾隆十一年，发生了乾隆初年以来最严重的教案。皇上一反宽厚之态，对秘密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大加镇压。在福建，据西洋人说，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于狱中。在江苏昭文等地，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皇帝密谕令其瘐毙。这导致了大清钦天监正、耶稣会中国领导人刘松龄的极大愤怒，甚至诅咒皇上（参见拙作《乾隆十三年》）。但有了黄明凤、李世辅两案，可以看出，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
    这，岂不是“真历史”？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利用，笔者和弟子发现，清代——就说乾隆朝吧——不管皇帝是多么精明，有许多事情其实是“葫芦提”、“不了了之”的。
    藉此，清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这样一些努力，我们开始看到跟以前大为不同的新的清史。它们大多集中于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范围，虽然尚未成“大器”（其大部分还不能归纳为什么大的“理论”），我也可以为这些弟子感到骄傲了，——法国友人曾说，只要有两三个好弟子就足够了，夫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这也涉及我刚刚悟到的“二相世界”概念。日前读国外某位人口专家的博客，发现上面有批评者说：“你们只是就数据评数据，岂知基层为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级级瞒报，级级互相包庇，你去看全国各种事故有小孩死亡的，有几个是独生子？一般是兄弟姐妹一大溜，我是地方统计局长，人口普查都受到种种牵涉，数据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无可奈何。”
    对于国外学者，我一向“担心”的有两点：一是远距离发炮，不顾中国内情，不负责任地乱说；二是玩弄数据材料，玩弄学术，高级的是“钻象牙塔”，次等的说难听点，就是“混饭碗子”。
    国内对人口数量的争论，也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拿自己周围局部的地方说事，其二，也是迷信官方数据。
    这位地方统计局长的批评真是中肯，他向我们指出了：一，在不同地方存在两种“表象”，很难拿一个反驳另一个；二，解读中国要了解“内情”，就像他说的那些，不做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就无法了解。
    其实，去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来，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它本身存在着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位大腕，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比如在数据中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有许多国内“专家”始终强调的“高生育率”，这都是为什么呢？
    要是我，可是得仔细想一想了。而且，如果有办法，我还要跟那些人谈一谈，找人“点拨、点拨”（在我看来，做学问就是“拜老师”，而非“贡慢自高”，四下里“以老师自居”卖弄聪明），而不是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或外国人），也不是在大老远的什么学府从事“唯科学主义”的“象牙塔式”的所谓“研究”。
    我们还是回到清代历史。清代名宦陈宏谋曾说：官场习气已深，“官执法以及民，民亦即玩法以欺官。官日多，法亦密，而民亦无以自全。风俗人心之坏，其机自上，其法及下也。”所以他主张“凡有兴举，宁留宽余”。吕思勉也说：原来天下最怕的，是“上下相蒙”（《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785页）。
    在诸如此类的场合，传统政治往往会“网开一面”（如曾国藩家乡衡州私盐之只禁水运不禁陆运）、“留有余地”（新任两江之地租只收八折；如《备陈民间疾苦疏》中说：江南几府，“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以不治治之”（陈宏谋打算革除广东盐务弊政，结果不了了之）；还有，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认真统计人口（周代“料民”即为史家所讥）、耕地面积，不统计粮食产量。因此，传统社会可谓处处有着“反行为”存身之所。它与吴思的“潜规则”一样，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二相世界”。凡此若非深入研究，便很难把捉。
    当“地租剥削的清朝史实”发表以后，我加写了丹·布朗小说《骗局》中一段话：（相对于各种考虑和理论模型）总统说，“没有什么可取代事实。”他要去承认他有生以来犯下的最大的错误，然而，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总统风范。
    不过，对今天来说，是事实后面可能会有一层事实存在。也许我们只能不断地加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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