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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作者:高王凌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0-22 10:17:00

摘要:现在看来,所谓18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王凌

    “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这一句问话也可以换成:究竟“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按照一向的说法,中国现代史,是始于20世纪(比如1919年)。在一般学子看来,这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
    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国人一般的认识,则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两部代表作,《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作。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不是拿1840年,而是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发生什么重大变革似的。
    不过,英文里并没有所谓“现代史”与“近代史”的区别,都叫“modern“,或“modern history”,如此而已。
    所以,若高某人现在提出,中国在18世纪就已经在进行“现代化”了,这岂不是有点“匪夷所思”、“惊世骇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18世纪,就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18世纪,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而且它并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二,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先生曾经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我则把它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此外,18世纪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先声”的,在中国还有:创新政治理念(乾隆皇帝的三民主义)、土地的全域性开垦、追求高产、开展多种经营、福利国家、议改土地制度、干预租佃关系、划分社会阶层、发展工业,当然不应忘记政府在劝农方面的突出表现等等。
    当日国家(政府)修举的大工程,除大运河(它是康熙以来的重点工程)之外,计有:兴修畿辅水利,以及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九十三河;其它若干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亦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如广东围基、安徽陂塘);政府开矿;修筑海塘工程(特别是浙江海塘)、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各省郡县州邑修举养济院、兴办义学;破除迷信(笃信师巫),有病求医;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砝码,制定画一之戥;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绘制地图等等。
    不止于此,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像似”罢了。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在18世纪已经存在。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18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这也许是“新清史”给我们的启发吧;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其实,在1980年代,美国学者魏斐德就说,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参见他的《洪业》);黄仁宇也说,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500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300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认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这300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尽管如此,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
    说起来,近年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改变了观察的视角,不再把生产方式当做最重要的问题,而看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最近旅欧学者朱嘉明的大作《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远流,2011),更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货币金融入手,与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取向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的跨朝代的巨视目光,实际上也在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
    前些时候,在凤凰视频座谈小书《乾隆十三年》,有与会者批评说:那乾隆朝到底有没有“现代化”,中国18世纪的现代化是不是失败了?
 讨论会的提问如果太繁复冗长,就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现在可以回答说,其实,中国在18世纪表面上看是失败了,19世纪(1840年以后),20世纪,很长时间都不止是一个失败,而是一败再败(因此我曾劝一些清史所的同学离开“近代史”,因为面对这些失败,在思想上很难翻过身来)。但是眼光再长一点来看呢?如果一直看到21世纪,看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岂不可以说已经成功?
 从几百年前直到今天,这岂不是一个历史?只不过时间漫长了一点,那又何足怪哉?
 我们的老朋友黄仁宇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虽未敢这样,但也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
 当然,我以为对“现代化”这个词,也用不着神乎其神。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怎能就想捡便宜,吃现成饭呢?
 当然,若想前进,就一定要认清“自我”,认清当下的“立脚基石”,这也是黄仁宇先生在生前屡屡告诫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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