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股权激励未果致“劳燕分飞”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付刚 北京报道

   “刚下了赎回指令。”5月3日上午10点，一位华夏策略精选持有人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再持有已意义不大，还可能要面对大额赎回带来的净值下跌的冲击。心里觉得很遗憾，估计很难有机会再让王亚伟帮我们管理资金了。”
    5月2日，《华夏时报》记者向华夏基金求证王亚伟的最新动向，有关人士证实，王亚伟已提出辞职，正在走相关流程，待董事会和相关部门批准后会正式公告，之后，会卸任包括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精选基金经理的职务。
    对外界同时传出的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的离职，这位人士并未证实或证伪，“目前确实不清楚。”
    在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江赛春看来，作为华夏基金和公募基金行业的标志性人物，王亚伟的离去对低迷时期的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打击。而范勇宏、王亚伟的离职，更进一步凸显公募基金业难成优秀人才长期事业的尴尬。
赎回的冲击
    “五一”期间国内多重政策利好兼之隔夜美股收高，让5月第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实现“开门红”。截至收盘，5月2日，沪指放量上涨1.76%，深证成指涨幅2.40%，中小板涨幅1.49%，最少的创业板也拿到1.24%的涨幅。
    相比而言，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两只基金的净值收益率落后幅度较大。
    据华夏基金官网披露的数据显示，5月2日，华夏大盘净值收益率为0.71%，华夏策略0.67%，两者都只有沪指涨幅的40%左右。同时，它们的表现也落后于华夏旗下其他偏股型基金。
    这与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的仓位在一季度逆市大幅减仓后，仍在继续下降可能存在关系。
    一季报数据显示，华夏大盘、华夏策略一季度仓位水平分别由去年底的86.54%、74.68%降至82.73%、65.86%，二者一季末仓位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记者注意到，“王亚伟”概念股的走弱对华夏大盘、华夏策略今年以来的净值表现产生了冲击。
    一季度末，A股中共43只股票（含基金一季报持股和隐形重仓股）具有“王亚伟”概念。其中仅14只今年跑赢上证指数，16只为负收益，如易世达、世纪鼎利、中国联通的跌幅都在15%以上，这让一季度成为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2009年以来最差业绩表现季度。
    在渤海证券分析师徐莉莉看来，由于王亚伟离职已定，投资者对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两只基金赎回预期的延续，可能会促使其继续抛售重仓股、降低仓位从而缓解赎回压力，因此，对投资者而言，可能还要关注重仓股的抛压风险以及同样重仓持有这些股票的偏股型基金的净值波动风险。
    记者梳理基金一季报数据后发现，华夏大盘、华夏策略第一重仓股广汇股份，持有的市值分别占基金资产的9.41%、8.97%，同时还有10只偏股型基金持有广汇股份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超过4%，最高的达到9.84%。
    其他一些重仓股，如大秦铁路、兴业银行、中国联通等同时也是超过10只偏股型基金的重仓股。
难成长期事业的尴尬
    王亚伟离职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抛压风险的暴露，在江赛春看来，王亚伟的离去对低迷时期的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打击。
    从年化收益角度看，据财汇资讯数据，从2007年至2011年，华夏大盘的年化收益率高达36.43%，为持有人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投资收益。
    对于王亚伟的去向，江赛春希望王能继续发挥其投资才能，若如传闻中去社保基金继续投资，那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王亚伟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是合乎逻辑的去向。”
    不过江赛春指出，至于华夏基金，虽然公众形象上王亚伟贡献巨大，但实际上，华夏基金的灵魂人物是创始总经理范勇宏。如果只是王亚伟一人离职对华夏影响有限，但范勇宏也离开，对华夏基金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江赛春强调，范勇宏、王亚伟的离职凸显公募基金行业难以成为优秀人才长期事业的尴尬，治理结构的问题仍将困扰行业长期发展，对基金行业来说，人力资本就是最重要的资本。为了留住人，就需要制度创新。
    “范勇宏一直呼吁‘管理层持股’，却一直没有政策出来。华夏基金在股权结构调整后，因管理层和股东想法不一致，管理层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如果无法做到对人力资本进行合理定价，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必然会不足。”江赛春说。
    记者注意到，在华夏基金公司内刊中，有一篇范勇宏撰写的与股权激励密切相关的文章。
    文中，范勇宏表示，很多优秀投资人员选择离开导致的尴尬境地是——用中小投资者的钱堆起来的公募基金，成了为富人服务的私募团队的“练兵场”。
    在他看来，报酬和激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转做私募的基金经理能够在业绩优秀的情况下，提取数倍于公募行业薪资水平的报酬。此外，公募基金业竞争压力大，私募的投资形式灵活，也是投资人才转移的原因。
    范勇宏明确地强调：“我们面临人才困境时，是否可以借鉴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改革现行制度不足之处，探索包括引入股权激励机制，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才培养和储备问题。”
    2007年初，证监会曾允诺基金管理人进行股权激励试点，南方、博时、易方达和嘉实作为试点基金公司，分别向证监会上报了股权激励方案。但由于目前的金融企业大部分为国有，一旦基金可以员工持股，那么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等也会有员工持股的要求，因而使得首部《基金法》颁布之后数年，员工持股尽管一直为基金业内人士所呼吁，基金公司股权激励至今未见任何启动迹象。
    不过，近来有对备受争议的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可能会放开的迹象。
    一位上海基金公司总经理在4月底向记者透露，在3月28日的上海地区基金公司第三次总经理沙龙上，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表示，监管层可能将对基金公司5%以下的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不作限制，上述比例以下的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的最终决定权在基金公司股东手中。
    不过，这位总经理也坦言，即便监管层政策允许，实际操作也很困难。“股东尤其是基本上都为国企的大股东未必会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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