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落的消协

本报见习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您知道消协在哪吗？”
    这个问题，《华夏时报》记者2月17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新华东街连续咨询了4位居民、1个保安、2位街道办事员，他们的一致回答是：“不知道。”
    记者最终在附近一片被拆迁完毕的空地旁艰难地找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通州消协）。
    它租用着一个老旧小区的底商，房屋设计仍然是上个世纪的风格——铝合金门窗、蓝色透明玻璃、白瓷砖贴墙……时间一长，有的瓷砖掉了，露出里面深颜色的水泥来。
    8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秘书长和两位投诉接待员，摆了桌子、柜子和一堆杂物后，显得非常拥挤。
    地址找不到、工作人员少，这其实是全国3270个县以上消费者协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就是消费者纷纷“投诉消协”，而不是“去消协投诉”。
    重庆网友saralar说，2011年6月，她因手机消费纠纷去当地消协投诉。一进门，工作人员就问她，单据带来了吗？她说带了，工作人员又追问说明书带没带，她说没带。该工作人员马上声色俱厉地说：“单据没带齐，你这人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不受理的。”saralar感慨道：“消费者就是这样被保护的！”
 记者查阅中国消费者协会历年数据显示，全国各级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数量，已经由2001年的72.1万件减少到2011年的60.7万件，十年间减少11.4万件，降幅为15.8%。
 出现这一状况，消协的管理制度是原因之一。消协工作人员并非由消费者直接选举产生，而是依靠行政主管部门任命。这导致了其行政性色彩浓厚，很难真正体现广大消费者的意愿。同时，消协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他们不拿消费者的钱，也就很难积极地为消费者办事。
    通州消协的王秘书长表示，消协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它没有会员，不收会费，所有经费都依靠财政拨款，是隶属于工商局下面的事业单位。前些年，来消协工作的甚至都是工商局一些快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记者查阅相关材料得知，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07年起就获得了中央财政拨款，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享受“吃皇粮”待遇的社团组织。而在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表中，中国消费者协会的预算为19.68万元，占工商总局总预算额的1.8%。
    消协是否沦为某些部门的“养老单位”？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表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她说，很多消协都由一些临退休的人员负责。2005年，陈建民曾经带领课题组对《转型期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研究》进行过为期一年的调查分析。
    《北京青年报》曾经评论，消协本来应该是典型的社团组织，它的出现与公民维权观念的兴起密不可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它在唤醒全社会沉睡的维权意识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启蒙及引领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当下，它自身的发展已经落后于蓬勃的民间维权需求。在很多时候，它浓郁的行政化色彩，以及权力寻租的市侩气息，都已经成为阻碍它更好地维护公民权益的阻力。
    实际上，即使消协愿意有所作为，也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制约因素。通州消协的郝会长告诉记者，该协会的编制名额为9人。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通州区人口已接近130万。也就是说，理论上讲，消协每名工作人员要对口大约14万个潜在的消费者，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郝会长表示，通州消协下面还有八个分会，每个分会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通州消协还计划招募志愿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人员的不足。而王秘书长则表示，消协目前接到的投诉不算太多，都是手机、家电类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3·15”和“两节”（元旦、春节）前后。
    陈建民告诉本报记者，对比来讲，香港的消费者协会就要厉害多了。他们可以参与调查、论证以及产品的检测，还可以在舆论上发表公开的通报，很强势。虽然也是政府拨款支持，但他们不依附于工商局，也不依附于其他组织。而在中国，消协则要听工商局的话，工商局副局长大多兼着消协的理事长，消协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十二五”期间，转变政府职能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政府的去行政化，协会力量的加强也将成为大的趋势。临近“3·15”，消协系统的改革话题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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