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中国人的“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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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10-07 17:33:30

摘要：1911:中国人的“创世纪”

徐立凡

   100年前的10月，中国似乎觅得一个赶上世界的机会。从此前70多年起，中国进入了漫长的耻辱时代。
毫无疑问，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法外治权、瓜分图谋等等在当时就击破了从皇族到士绅阶级和升斗小民积攒逾千年的自豪感，唤起了前所未有的共同耻辱，并深埋于中国人的思维基因当中。被伤害是坏事，但耻感不是坏事。
被伤害所结成的负向型内核，造就了近现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独特角度，敏感的和易怒的，内向的和保守的。这一特征至今常见于中国人群体当中。在一些时候，这一特征会上升为国家性格，并影响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但同时，耻感所结成的正向型内核，聚沙成塔式地凝聚了中国人曾经软弱的力量，帮助中国应对了上世纪多数年代空前惨烈的危局，让中国磕磕碰碰地走上了现代性进程，至今，仍然是中国可凭借的驱动力。
    100年后回过头看，不免会惊叹：100年前武昌首义之初的稀疏枪声，何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历史力量，令中国终结了百代所行的“秦体制”，一跃而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政体上赶上了世界先进国家？又何以如此脆弱，没有因为革故鼎新的到来，而中止习惯性的国家耻辱，甚至一度遭受到更为残酷的命运？何以在乱世之中，却又产生了无数后人仰之弥高的风骨气节，结出了无数至今耀眼夺目的文化果实？何以在共同的现代性愿望中，却会出现种种分化？何以当时的社会主导力量，最终泯灭于世，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持续性地成为引领者，带动中国平稳地通过历史的三峡关口？
    历史或许最终不可知。但是，历史又四处着迹，留满线索。对后来者来说，历史不会只提供谜面。在今天，在一个更从容的时刻，我们应能看出更多的谜底。
    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中坚力量失去希望的年份。此前，因为清廷半心半意的改革已经废除了科举，中国最有文化、并在当时居于基层统治地位的士绅阶级，失去了“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上升机会，整个社会一片板结。与此同时，出于解除国家财政困乏的考量，草率的铁路债权处置方案不仅令士绅阶级，也令多数官僚阶级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平均年龄25岁左右的皇族内阁企图从汉族官僚手中收权以稳定江山的盲目之举，反而造成了更彻底的反叛。武昌首义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时间点。当士兵们开枪的时候，可谓四面皆敌，两艘政府的重型巡洋舰也已开到。然而，突然之间，武昌周边和巡洋舰都宣告起义。这个进展甚至连革命党也毫无准备。至此，清廷命运已经决定。然而，一个新的中国，准备好了吗？
    1911年的中国，还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传统上对于国家的定义，是天下概念和自然形成的结合，所谓“民积民成国，国积国成天下”。虽然1911年前的先行者们已深感国事之痛，甚至不惜蹈海以醒国人，但是，当时反清精英们的国家概念，与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难以区隔。而欧洲国家，早在17世纪中叶，即满清入关前后，即已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当代国家定义的主权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因此，尽管1911年中国就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一政体却缺乏与之匹配的国家基石。在内，东南财税的充沛令地方与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形成了对抗，其它地区要么拥兵自立，要么实行土著式管理；在外，群雄环伺之中，中央政府既缺乏现代外交理念，仍嗜好以夷制夷之策，又因前朝欠账和财政匮乏难以摆脱外扰之虑，不能专心于国家建设。
    1911年的中国主导者，不能脱离其历史局限。尽管当时多数舞台上的主角，最终证明民族大节上不亏，但是，缺乏现代政治训练的共同短板，决定了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无法或者无暇提出合理的国家治政路线图。相反，还会在个别时候造成形势的反复。与此同时，治政者需要与之结盟的知识分子，多数游离于新政权之外，没有参与到国家重构的进程中。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路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既缺乏国家共识又缺乏共同参与路径的中国。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多以激进称颂于世，少有人致力于形成国人共识，搭建国家框架的工程。更多的中国人，则与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仍沉浸于传统和现实苦难共同铸就的生活轨道中。这两者都不鼓励他们参闻政事。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是由少数拥兵自重者和少数先进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共同主导的中国，多数人置身事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建设的推进只表现于少数地方，而不能令抵御外侮的综合国力有所提高，不能令国家形成应有的已随革命更新的共识。
    1911年10月，是个过去3000年政治体制进入终局的伟大年份，但却不是新世纪开篇的年份。这个有缺陷的起点，注定了那个赶上世界的机会，并没真正降临。
    但历史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它的丰富。1911年共和政体的建立，是在互相的武力威慑之下谈出来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赋予了中国各种可能性。各种可能性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活跃状态，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既拥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如饥似渴的师夷长技的过程中又学到了西方学术成果，出现了一大批历史上仅有的学跨中西的丰碑，并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人文成果，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仍然产出不辍。相对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单一的硬件仿造，1911年后思想界的辉煌，对于中国当代人文内涵和民族气质的提升更有历史价值。
    1911年的伟大革命，迄今还在发挥着不可代替的现实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革命最终塑造了此后中国当代史的两大力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合作，彻底中止了北洋系和其他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的治理权，这两个党也合作抗击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外来危险日本侵略，结束了晚清70年间强加于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让中国初步站到了国际舞台之上。今天，辛亥革命仍然是国共两党最大的历史交集之一，仍然起着缩小台海两岸心理距离的政治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也是中华民族的携手日。
    纪念日到来之时，100年前的那些风云人物仿佛都在苏醒。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命运，即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命运的形成，或许充满了偶然性，但也充满了必然性。因此，他们代表着一些答案。历史不可以解剖，但可以借鉴。辛亥革命的价值，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