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普校低视力儿童大字版教材的背后——写在中国盲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

普校教科书（左）与普校大字教科书（右）外观对比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就是这个，2023年10月17日收到的，这是我们给中国盲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最好的献礼。”包国红边说边把一份仅一页纸的复印件推到了《华夏时报》记者面前。文件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中国盲文出版社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业务的批复》。

从事盲文出版工作二十多年，包国红非常清楚这薄薄一页纸的分量。它的背后涉及几个关键词：低视力群体、大字版教材、义务教育、融合教育，它将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低视力的孩子有看得清的课本了。”

视力残疾人可分为全盲人士和低视力人士，然而后者常常不为公众知晓，甚至有人将其与近视、弱视人群等混淆，他们的需求也因此被忽略。

据教育部2022年12月28日统计数据，全国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视力残疾学生共有41806名，其中约60%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接受融合教育。对于这部分孩子而言，普通教材的字号、底色、图片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影响残余视力，“说得更直接些，很多低视力孩子根本看不清普通教材的内容”，因此，出版经过无障碍处理的大字教材十分必要。

大字版教材的出版承载着政府的重托和低视力人群的殷切期望。从2011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初次“试水”出版大字版教材，到2021年陆续出版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大字教材共78种，再到今年10月获得相关资质批复——这是普校低视力儿童大字版教材走过的12年，亦堪为中国盲文出版社致力于助力盲人教育、融合教育不断向前，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70年长河中的惊鸿一瞥。

需求

称出版大字版教材为“惊鸿一瞥”，并非过誉。

“当时我把大字版教材拿到手里的时候真的哭了，没想到它能这么快印出来，质量也真的超乎想象，这和以往我们自己把书拆开扩印完全是两码事，它真的是根据孩子的具体需求进行了无障碍排版，真的适合低视力孩子阅读。”一番话中几个“真的”，俊博的妈妈洪燕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拿到大字版教材时的情景，她依然难掩激动。

普校大字教科书（左）内页进行了无障碍排版

俊博患有先天性眼疾，目前左眼无光感，手术后的右眼矫正视力不足0.2，属于视力残疾中的低视力人群。对普通孩子来说，看课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像俊博这样的低视力儿童而言，却需要加倍努力。如果不使用辅具，俊博需要把眼睛紧贴书本才能看清字，但这样易造成用眼疲劳，长期趴着看书，颈椎和脊柱也可能变形。因此，俊博早早就开始学习使用放大镜阅读。

但洪燕直言，6岁学龄儿童手腕还未发育完全，精细动作的完成度不高，长时间使用放大镜阅读对他们来说有些勉强，因此需要花时间训练。而训练的过程对家长也是考验，当孩子一直拿放大镜觉得手酸时，部分家长会觉得“孩子本来就不容易了，我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因此会放弃使用放大镜。

“而电子助视器价格昂贵，孩子的保管能力有限，对低龄儿童不够友好。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书本放大，然后通过倾斜桌面、尽量远距离阅读等，来保护孩子的残余视力。”洪燕说。

但是，“把书本放大”的效果并不理想。包国红见过很多家长把普通教材拿到打印店去扩印，扩印大量的教材要花不少钱，更重要的是排版、清晰度、比例尺等问题无法解决，“经常有扩印完的材料黑压压一片，孩子仍然看不清”，还有的家长为了省钱，甚至自己用大开纸给孩子抄教材、画教材。显然，这些“笨”方法都不是长久之计。

中国盲协视障儿童亲友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盲协视障儿童家长委员会主任洪燕也告诉记者，有相当数量的低视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并未申领残疾证，因此全国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视力残疾学生要远超过41806名，这也意味着对大字版教材的实际需求会更高。

曲折，责任

面对低视力孩子对大字版教材愈发凸显的需求，谁来管？

“我们得管。”包国红清楚，这事关一代人的教育，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十二五”时期，2011年，考虑到低视力孩子的阅读需求，中国盲文出版社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取得授权，首次出版了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大字版教材。大字版教材开本与母版教材一致，虽然因字号放大而增加了很多印张，但仍保持与母版教材同样定价。

然而，刚刚出版的大字版教材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因社会整体认知有限，加上当时信息传播不够发达，很多低视力孩子家长不知道有大字版教材；二是大字版教材刚刚印发，就面临中小学教材的全面改版。这次“试水”并不成功，后相关工作因普校教材全面改版等原因而陷入停滞。

直到“十四五”开局，2021年，随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开展，中国残联方面在深入调研时发现，很多低视力学生家长都发出了迫切的呼声——亟需视障学生随班就读教材、希望出版覆盖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的无障碍格式教材——于是，“尘封”近十年的大字版教材出版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

包国红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考虑种种现实原因，我们从2013年到2021年，将近十年间没有再印发过大字版教材，而是将更多精力转向大字版课外读物、其他类型教材教辅。但这件事我们一直没放下过，事关低视力儿童的教育，不是小事。所以当看到家长们主动提出需求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了。”

2021年夏天，中国盲文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续约，合作出版人教版义务教育大字教材和普通高中大字教材，到2022年春季，陆续出版了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大字教材共78种。包国红任相关工作的负责人。

谁料想，转折再次降临。

根据规定，中小学教材实行审定制，大字版教材同样需要按规送审，送审通过后即可列入教育部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而一旦大字版教材进入该目录，就可以由学校订购并免费提供给低视力学生使用。问题在于，虽然中国盲文出版社是为低视力群体实心实意办实事，也可以从事残疾人教育用书出版，但是其并不具备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这就意味着，其出版的大字版教材无法送审，被列入教材目录、学校免费提供教材等也无从谈起。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成本。

中国盲文出版社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有政府差额补贴，也需要一定的经营收入维持自身良性运转。出版社为低视力群体印发教材多采用数码印刷，成本较高，但是目前销量有限，因此从经营角度看，可以说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但为了满足有需求的孩子，就算用其他项目的盈余均摊到大字版教材的出版中，也要坚持做。”包国红说。

对于低视力孩子家长而言也有成本。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对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但低视力孩子的大字版教材却因未列入教材目录需自费购买，家长们认为这并不合理。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让大字版教材进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包国红说道。为此，中国盲文出版社需要获得无障碍版本教材的出版资质，同时要与教材出版社建立合作，获得授权，且每一季教材修订时，都需要原教材出版社提供修订内容记录，以便大字版教材同母版教材一样，在学生开课前到书。

磨砺始得玉成。今年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建议为随班就读低视力学生出版大字教材已经得到回复：教育部支持推动教材出版单位从2023年秋季起，自起始年级逐年出版普校大字版教材，下一步将会同中国残联等有关部门继续推动融合教育。

9月，中国盲文出版社结合实际出版情况，申请了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在中国残联、中宣部传媒监管局、教育部教材局（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新闻出版署10月作出批复，准许盲文出版社“以经审定的教材为母版，在内容与母版教材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出版盲文版、大字版等无障碍格式中学小学教科书”。

“这个资质为中国盲文出版的无障碍格式教材送审、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从而免费向接受义务教育的视力障碍学生提供课本，进而持续推动融合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包国红再次用手指抚摸着桌面上的批复文件。

无小事

教材无小事，教育无小事。“现在给孩子们‘量身定制’的大字版教材开本增大为8开，通过放大字号，对图片、文字底色等进行无障碍处理，可以初步解决随班就读低视力学生阅读的难题。”包国红拿出一摞大字版教材给记者。

通过与普通教材对比记者发现，大字版教材绝不仅仅是“放大”这么简单。从过程到结果，这样一本饱含无障碍排版细节的教材，说是为低视力孩子“量身定制”，丝毫不为过。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的书籍一般使用五号字，儿童读物的字号则在四至五号之间，但对低视力群体来说，教材文字最小也不能小于小三号，小学阶段教材字号不小于小二号。而考虑到中高考使用的无障碍试卷以三号字为主，盲文出版社的初中大字版教材也特地使用了3号字印刷，以便学生提前适应。

此外，大字版教材非常强调与母版教材保持同页同内容，“尤其是小学课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课上老师说把书翻到第几页，原页对原页，孩子才能快速找到，不影响学习进度。”包国红称，至于初中的大字版教材，如语文教材因其中注释内容较长，虽然无法完全做到原页对原页，但特别标识了原教材的相应页码供学生识别，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具备自己翻阅找寻的能力，影响不大。

在无障碍排版中还涉及色彩调整，尤其是对于压图的文字，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彩图删除，课本内容全部变成白底黑字。但考虑到儿童的学习兴趣，包国红还是坚持通过淡化背景色、设置文字外发光等增强文字与背景对比度，实现印发全彩本大字版教材。“小学六年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重要阶段，所以宁愿我们无障碍排版时麻烦一点，也要给孩子们一个色彩绚烂的童年。”

不仅如此，洪燕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每次包国红在排版时遇到不能决定的细节都会主动征求家长意见，洪燕便集合志愿者家长们共同讨论，把不同的排版方案打印出来让孩子自己感受是否便于阅读。

“有句话说‘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能为我们做决定’，所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老师们完全是基于对低视力孩子尊重、考虑孩子们的需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出来的大字版教材，真的做得很好。”洪燕说道。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从实际出发，也还有瑕疵。例如，部分地区对低视力群体和大字版教材认知不足，未给有需求的学生及时订购相应教材；又如大字版教材既要保证书本质量，又要保证“放大效果”，难免重于普通教材；以及目前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建立合作的常用教材出版社有限；还有未来教材问题解决了，低视力孩子的教辅、课外读物等仍需关注。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个道理包国红再清楚不过。她不慌不忙地告诉记者：“满足低视力学生的教材需求，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资质，正在把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合作逐步捋顺，希望未来有更多出版社与我们合作出版无障碍版本教材；未来教材问题解决了，低视力孩子的教辅、工具书我们也会关注。通过出版无障碍格式普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精准服务视障学生，让他们平等接受教育，感受到国家对每一个‘特殊学生’的关爱是我们的期待。盲人教育，我们始终放在第一位。”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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